上一版
缩小
全文复制
张世杰想“讨个公道”，已经想了整整70年。
他拖着腿，满屋寻找起诉书的复印件，一边喃喃地说着“放哪儿了”，一边快速翻动着客厅桌上的书报。他脊背消瘦，佝偻着腰，身子微微摇晃。最终，老人在床边找到了那一摞厚厚的纸。
坐回沙发上，他把已经揉得发皱的起诉书捧在膝盖上，缓缓翻动。里面列着37个原告，他在自己的名字下面，用铅笔画了小波浪线。
“现在还活着的，就剩下我和牟汉章了，他90多，我也89了。”张世杰轻声感慨。
今年2月26日的上午9点40分，他在家人的搀扶下，一步一步挪上台阶，出现在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的立案大厅门口。
诉状的原件，交到了立案庭法官的手上。作为一个二战期间被掳至日本的中国劳工，张世杰要状告日本三菱综合材料株式会社(原三菱矿业株式会社)，“让他们为我吃的苦道歉赔偿”。
这条漫长的告状索赔之路，张世杰已经跋涉了十余年，他三次赴日本，三次索赔无果。一周前，法院立案的消息传来，这是二战中国劳工状告日企首次在国内立案。
如果开庭，张世杰将第四次站到证人席上，讲述70年前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切。
他絮絮叨叨地描述着当年18岁的自己。那时，他还有着茂密的头发，门牙也并未脱落，身姿挺拔，更是祖上三代人里，“头一个识字念书的娃”。他在河北省武强县一所“抗日军人家属子弟中学”里读书，不但是“优秀分子”，还曾帮着老师，做一些抗日的地下工作。如果没有被日军掳走，属于他的人生，必定全然不同。
尽管在张世杰的小儿子眼里，患有脑溢血的父亲，可能无法站在证人席上，“口齿清晰”地作证，但张世杰本人从未产生过不出庭的念头。
他从书架的最上层，小心翼翼地抽出《二战掳日中国劳工口述史》丛书中的“第二卷”，整本书书页已然被翻得卷起边儿，从第362页起裂成三瓣。那是关于他的部分。5万字左右的篇幅，铺了整整70页。
书的前几页印着采访到的所有掳日劳工的旧照片，其中一页被折了起来。照片上是他70多岁时的样子，那时候，他的记忆力也比现在“好得多”。
但他强调自己“还能记得住”，为了证明这一点，老人一遍又一遍地回忆，自己当初在三菱矿业位于日本长崎的矿坑下，代号是“那那永九永”，指阿拉伯数字7744。
1944年6月，张世杰被日军用麻绳捆绑得结结实实、驱赶上一辆卡车，和其他30多人挤在一起，那是他平生“第一次坐汽车”。他惦记着家里老婆和刚出生的儿子。这个刚成为父亲的年轻人没有想到，他再见到大儿子，将会是五年之后了。
他被押到“离家几十里地”的衡水县，被塞进已经挤满了人的10平方米的小牢房，10天后，又连同90来个人一起，被“装进”一节运货的“闷罐子车”，只有一指宽的一处缝隙可容新鲜空气通过。没有人有力气说话，当火车抵达天津卫时，许多人都晕了过去。开往日本的船，在海上行驶了将近两周，最终抵达日本北九州市门司港。
3月18日下午，在北京的发布会上，回忆起这段经历，老人捂着脸“呜呜”地哭了起来。
比起最近一次乘坐飞机去日本，这位老人反而对那段更遥远的记忆，印象更深。他至今叫得出那些挖煤工具的日文发音。他以证人的身份，重新回到当年挖矿的地方，向律师介绍这处让他“仍然感到恐惧”的地方。“这是矿区”，“这是我们居住的华人寮”。老人抬起手指着前面：“拐过弯有一口井。”
70年前，他被迫在这里挖煤，直至抗日战争胜利，才被送回中国。但张世杰并不认为这事就这么算了。
在即将到来的开庭中，他将要求三菱综合材料株式会社，按每位中国劳工赔偿100万元人民币的标准支付赔偿金；并在中日多家媒体上，用中、日两种文字，刊登谢罪广告并承担广告费，“简单一句话，让他们赔”。
自从去年因脑溢血住院，这位老人的身体已经大不如前，前些年，他还能骑着小三轮，载着老伴在北京的胡同里转悠，现在，他醒着时都在家读书看报。
2007年，他还能够独自飞去日本出庭。他在证人席上大声讲述自己的经历，“比现在记忆力好得多”，也“有条理得多”。
日本最高法院在终审判决中，确认了日本企业逼迫他们“在恶劣的条件下，从事过重的体力劳动”、“可以认定本案受害者们在精神和肉体上都承受了巨大的痛苦”。但最终，法院以“中国人已放弃索赔请求权”为由，免除了相关日本企业的法律责任。
张世杰的女儿回忆，那一次，父亲“很沮丧”，回家后，闷闷不乐了很长时间。
他参加了一些二战掳日劳工幸存者联谊会和索赔组织，和有着相同经历的人们聚会，互相安慰。他们当中，有的失去了亲人，有的落下了残疾。张世杰在日本矿区落下了严重的胃病，几十年来 “不能吃硬的、冷的”，发作起来“疼得睡不着”。至今吃饭，他只能小口小口地抿粥。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起，这位老人一直奔波在“讨公道”的路上。他写了几万字的回忆录，凭记忆画出矿区的草图，五个孩子零零星星地听他讲述往事。
最初他是兴奋的，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幸存者去世，胜诉的日子似乎遥遥无期。
小儿子甚至怀疑，父亲的脑溢血时常发作，或许同他因这件事而大起大落的情绪不无关联。
但张世杰并没有放弃，这次递交起诉书后，代理律师同他聊了一个多小时，以确定老人是否还能够出庭作证。张世杰认为自己“还能行”。他清了清嗓子，让嗓音显得更加洪亮。
医生认为老人已经出现阿兹海默症先兆，前几天，在参加完外孙女的婚礼后，老人感到有些疲惫。他开始答非所问，一遍又一遍地，把当劳工时的事儿重说。
“这是头一次国内立案，”张世杰抚摸着放在膝盖上的起诉书说，“或许能赢。”
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的立案，让张世杰对“讨回公道”重新燃起了希望。代理律师表示：“根据手头现有的证据和事实，没有理由不胜诉。”
张世杰曾和另一位幸存者一起前往日本，那是他第一次踏上讨公道之路。一路上，他反复回忆律师的叮嘱：遇到困难，就找中国大使馆。时隔五十多年，再次来到日本的他，尽管觉得踏实了许多，但仍然感到不安。
或许他从没有摆脱1944年的夏天。
“我本来有很多梦想。”张世杰回忆着自己在学校念书时候的状况，但略有些混乱的记忆，又开始扯着他不断重复讲述被抓住时的过程。
他描述自己曾带过一种名为 “响圈”的东西，那是一个有活扣的铁圈，套在脖子上，一根长链子把每个人的铁圈都串起来，拴在大门的铁环上。
在日本当劳工的那一年中，张世杰曾梦见过自己“跑回去了”。他所在的华人寮的确曾有逃走的人，但都被抓了回来，甚至，有一个逃跑者，因为无法生存，被迫回到了矿区，原来，“山下是大海”。
1945年12月，张世杰回到了中国，却仍然没能回家。在北洋大学的校园里，他被国民党军队抓了壮丁，直到后来在易县负伤，才借机离开了军队，前往北京投靠亲戚，做小买卖维持生计。
“一想起来就想哭。”他说。
他搬出厚厚的一摞书，包括上下两册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老人表示，平时最爱看这些“历史和军事”的书籍。为了这次的出庭，他承认有必要把自己写的“回忆录”再回顾一下。
“整个冬天我们都挨饿受冻，身上穿的还是夏天在塘沽上船时发的汗衫儿，劳动了几个月，衣服都磨得破烂了，住的房子是木头片钉的，四面透风，我们在井下挖煤装车的时候还不觉得冷，等收工到了地面以后，立刻就觉得刺骨。”回忆中，长崎的冬天飘着雪花，那几乎是他一生所经历的、最冷的冬天。
文革期间，因为那段在日本“交代不清的历史”，张世杰被关进了牛棚，隔三差五被批斗。妻子儿女的工作和学业也因此大受影响。
“全家上下都笼罩在阴影中。”小儿子皱着眉回忆，“父亲被掳去日本，改变的不止是他一个人的命运。”
同战争年代许许多多遭逢离乱的幸存者一样，张世杰本以为自己会就此平淡地生活下去，没想到多年以后，女儿偶然在报纸上看到寻找二战掳日劳工幸存者的报道，拿给老父亲看，竟然激起了他讨回公道的念头。
张世杰一次次站在了原告席上，现在，他希望即将出庭的是“最终胜利的一次”。他“很有信心”，决定要穿得“整整齐齐”地出庭。
他曾经对掳走他的人“恨之入骨”，但随着年岁的增长，那些强烈的情绪渐渐平息，老伴儿发现，张世杰现在越来越“温和”了，提起往事，他不再“破口大骂”。
“日本人也有好人。”这位耄耋之年的老人，想起了曾为掳日劳工索赔而奔走的日本律师，甚至想起了当年在矿井下、还有着恻隐之心的个别日本工头。
张世杰现在想要的，是三菱矿业的一个道歉。
“还有赔偿。”想了想，他又梗着脖子补充了一句。“真现实啊，”小儿子在旁边开玩笑，张世杰不甘心地嘟囔：“凭什么不赔偿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