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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03月26日 星期三
中青在线

一位二战中国劳工的最后一役

本报记者 张渺文并摄 《 中国青年报 》( 2014年03月26日   10 版)

    张世杰

    张世杰想“讨个公道”,已经想了整整70年。

    他拖着腿,满屋寻找起诉书的复印件,一边喃喃地说着“放哪儿了”,一边快速翻动着客厅桌上的书报。他脊背消瘦,佝偻着腰,身子微微摇晃。最终,老人在床边找到了那一摞厚厚的纸。

    坐回沙发上,他把已经揉得发皱的起诉书捧在膝盖上,缓缓翻动。里面列着37个原告,他在自己的名字下面,用铅笔画了小波浪线。

    “现在还活着的,就剩下我和牟汉章了,他90多,我也89了。”张世杰轻声感慨。

    今年2月26日的上午9点40分,他在家人的搀扶下,一步一步挪上台阶,出现在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的立案大厅门口。

    诉状的原件,交到了立案庭法官的手上。作为一个二战期间被掳至日本的中国劳工,张世杰要状告日本三菱综合材料株式会社(原三菱矿业株式会社),“让他们为我吃的苦道歉赔偿”。

    这条漫长的告状索赔之路,张世杰已经跋涉了十余年,他三次赴日本,三次索赔无果。一周前,法院立案的消息传来,这是二战中国劳工状告日企首次在国内立案。

    如果开庭,张世杰将第四次站到证人席上,讲述70年前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切。

    他絮絮叨叨地描述着当年18岁的自己。那时,他还有着茂密的头发,门牙也并未脱落,身姿挺拔,更是祖上三代人里,“头一个识字念书的娃”。他在河北省武强县一所“抗日军人家属子弟中学”里读书,不但是“优秀分子”,还曾帮着老师,做一些抗日的地下工作。如果没有被日军掳走,属于他的人生,必定全然不同。

    尽管在张世杰的小儿子眼里,患有脑溢血的父亲,可能无法站在证人席上,“口齿清晰”地作证,但张世杰本人从未产生过不出庭的念头。

    他从书架的最上层,小心翼翼地抽出《二战掳日中国劳工口述史》丛书中的“第二卷”,整本书书页已然被翻得卷起边儿,从第362页起裂成三瓣。那是关于他的部分。5万字左右的篇幅,铺了整整70页。

    书的前几页印着采访到的所有掳日劳工的旧照片,其中一页被折了起来。照片上是他70多岁时的样子,那时候,他的记忆力也比现在“好得多”。

    但他强调自己“还能记得住”,为了证明这一点,老人一遍又一遍地回忆,自己当初在三菱矿业位于日本长崎的矿坑下,代号是“那那永九永”,指阿拉伯数字7744。

    1944年6月,张世杰被日军用麻绳捆绑得结结实实、驱赶上一辆卡车,和其他30多人挤在一起,那是他平生“第一次坐汽车”。他惦记着家里老婆和刚出生的儿子。这个刚成为父亲的年轻人没有想到,他再见到大儿子,将会是五年之后了。

    他被押到“离家几十里地”的衡水县,被塞进已经挤满了人的10平方米的小牢房,10天后,又连同90来个人一起,被“装进”一节运货的“闷罐子车”,只有一指宽的一处缝隙可容新鲜空气通过。没有人有力气说话,当火车抵达天津卫时,许多人都晕了过去。开往日本的船,在海上行驶了将近两周,最终抵达日本北九州市门司港。

    3月18日下午,在北京的发布会上,回忆起这段经历,老人捂着脸“呜呜”地哭了起来。

    比起最近一次乘坐飞机去日本,这位老人反而对那段更遥远的记忆,印象更深。他至今叫得出那些挖煤工具的日文发音。他以证人的身份,重新回到当年挖矿的地方,向律师介绍这处让他“仍然感到恐惧”的地方。“这是矿区”,“这是我们居住的华人寮”。老人抬起手指着前面:“拐过弯有一口井。”

    70年前,他被迫在这里挖煤,直至抗日战争胜利,才被送回中国。但张世杰并不认为这事就这么算了。

    在即将到来的开庭中,他将要求三菱综合材料株式会社,按每位中国劳工赔偿100万元人民币的标准支付赔偿金;并在中日多家媒体上,用中、日两种文字,刊登谢罪广告并承担广告费,“简单一句话,让他们赔”。

    自从去年因脑溢血住院,这位老人的身体已经大不如前,前些年,他还能骑着小三轮,载着老伴在北京的胡同里转悠,现在,他醒着时都在家读书看报。

    2007年,他还能够独自飞去日本出庭。他在证人席上大声讲述自己的经历,“比现在记忆力好得多”,也“有条理得多”。

    日本最高法院在终审判决中,确认了日本企业逼迫他们“在恶劣的条件下,从事过重的体力劳动”、“可以认定本案受害者们在精神和肉体上都承受了巨大的痛苦”。但最终,法院以“中国人已放弃索赔请求权”为由,免除了相关日本企业的法律责任。

    张世杰的女儿回忆,那一次,父亲“很沮丧”,回家后,闷闷不乐了很长时间。

    他参加了一些二战掳日劳工幸存者联谊会和索赔组织,和有着相同经历的人们聚会,互相安慰。他们当中,有的失去了亲人,有的落下了残疾。张世杰在日本矿区落下了严重的胃病,几十年来 “不能吃硬的、冷的”,发作起来“疼得睡不着”。至今吃饭,他只能小口小口地抿粥。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起,这位老人一直奔波在“讨公道”的路上。他写了几万字的回忆录,凭记忆画出矿区的草图,五个孩子零零星星地听他讲述往事。

    最初他是兴奋的,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幸存者去世,胜诉的日子似乎遥遥无期。

    小儿子甚至怀疑,父亲的脑溢血时常发作,或许同他因这件事而大起大落的情绪不无关联。

    但张世杰并没有放弃,这次递交起诉书后,代理律师同他聊了一个多小时,以确定老人是否还能够出庭作证。张世杰认为自己“还能行”。他清了清嗓子,让嗓音显得更加洪亮。

    医生认为老人已经出现阿兹海默症先兆,前几天,在参加完外孙女的婚礼后,老人感到有些疲惫。他开始答非所问,一遍又一遍地,把当劳工时的事儿重说。

    “这是头一次国内立案,”张世杰抚摸着放在膝盖上的起诉书说,“或许能赢。”

    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的立案,让张世杰对“讨回公道”重新燃起了希望。代理律师表示:“根据手头现有的证据和事实,没有理由不胜诉。”

    张世杰曾和另一位幸存者一起前往日本,那是他第一次踏上讨公道之路。一路上,他反复回忆律师的叮嘱:遇到困难,就找中国大使馆。时隔五十多年,再次来到日本的他,尽管觉得踏实了许多,但仍然感到不安。

    或许他从没有摆脱1944年的夏天。

    “我本来有很多梦想。”张世杰回忆着自己在学校念书时候的状况,但略有些混乱的记忆,又开始扯着他不断重复讲述被抓住时的过程。

    他描述自己曾带过一种名为 “响圈”的东西,那是一个有活扣的铁圈,套在脖子上,一根长链子把每个人的铁圈都串起来,拴在大门的铁环上。

    在日本当劳工的那一年中,张世杰曾梦见过自己“跑回去了”。他所在的华人寮的确曾有逃走的人,但都被抓了回来,甚至,有一个逃跑者,因为无法生存,被迫回到了矿区,原来,“山下是大海”。

    1945年12月,张世杰回到了中国,却仍然没能回家。在北洋大学的校园里,他被国民党军队抓了壮丁,直到后来在易县负伤,才借机离开了军队,前往北京投靠亲戚,做小买卖维持生计。

    “一想起来就想哭。”他说。

    他搬出厚厚的一摞书,包括上下两册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老人表示,平时最爱看这些“历史和军事”的书籍。为了这次的出庭,他承认有必要把自己写的“回忆录”再回顾一下。

    “整个冬天我们都挨饿受冻,身上穿的还是夏天在塘沽上船时发的汗衫儿,劳动了几个月,衣服都磨得破烂了,住的房子是木头片钉的,四面透风,我们在井下挖煤装车的时候还不觉得冷,等收工到了地面以后,立刻就觉得刺骨。”回忆中,长崎的冬天飘着雪花,那几乎是他一生所经历的、最冷的冬天。

    文革期间,因为那段在日本“交代不清的历史”,张世杰被关进了牛棚,隔三差五被批斗。妻子儿女的工作和学业也因此大受影响。

    “全家上下都笼罩在阴影中。”小儿子皱着眉回忆,“父亲被掳去日本,改变的不止是他一个人的命运。”

    同战争年代许许多多遭逢离乱的幸存者一样,张世杰本以为自己会就此平淡地生活下去,没想到多年以后,女儿偶然在报纸上看到寻找二战掳日劳工幸存者的报道,拿给老父亲看,竟然激起了他讨回公道的念头。

    张世杰一次次站在了原告席上,现在,他希望即将出庭的是“最终胜利的一次”。他“很有信心”,决定要穿得“整整齐齐”地出庭。

    他曾经对掳走他的人“恨之入骨”,但随着年岁的增长,那些强烈的情绪渐渐平息,老伴儿发现,张世杰现在越来越“温和”了,提起往事,他不再“破口大骂”。

    “日本人也有好人。”这位耄耋之年的老人,想起了曾为掳日劳工索赔而奔走的日本律师,甚至想起了当年在矿井下、还有着恻隐之心的个别日本工头。

    张世杰现在想要的,是三菱矿业的一个道歉。

    “还有赔偿。”想了想,他又梗着脖子补充了一句。“真现实啊,”小儿子在旁边开玩笑,张世杰不甘心地嘟囔:“凭什么不赔偿呢?”

一位二战中国劳工的最后一役
先让“奇迹”活下去
新闻最大的希望就在于新闻本身
砸了于右任的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