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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这次请辞不是偶然的，是基于他的品格、学问和一贯作风。” 3月29日，武汉大学前校长、教育改革家刘道玉教授接受了中国青年报记者独家专访，畅谈他眼中的“章开沅请辞”。
“开沅先生，我们俩认识50年了，我很赞赏他这种做法。”昔日的大学“改革先锋”相惜之情溢于言表。
在刘道玉看来，资深教授是在大学浮夸、攀比时的产物。教授的数量、博导的数量已经不足为奇了，就出现了“资深教授”，这是一种“功名思想”的体现。
“看看资深教授都是什么人呢，都是七老八十的老人，大部分都不能做事了。”刘道玉说。
刘道玉认为，这背后体现了一种“大佬文化”。
他曾看到台湾一份报纸报道，批评台湾从大师文化转向大佬文化。这让他不禁感慨，“大陆台湾一脉相承，同宗同源，同文字同语言，连观念也一样”。
同时他也忧心不已：“如果说台湾从大师文化转向大佬文化，那么我们大陆更严重”。
什么是大师文化？刘道玉说，大师文化就是追求学术、追求真理，用追求学术、追求真理的精神来感动后代，来传承文化。而大佬文化，“就是争取权力、争取资源，倚老卖老”。
刘道玉关注国家最高科技奖评选多年，在他看来，这就是大佬文化的一个具体表现。
经统计，国家2000年开始评选最高科技奖，共评选14届，24位获奖者。年龄最大的获奖者95岁，最小的是64岁的王选，获奖者平均年龄高达82.66岁。
让他印象深刻的是，就是这位年龄最小的王选曾感慨，自己在创造高峰时没有人承认，到了60多岁却被人当成权威。
王选对此有过精辟论述，“世界上从来没有过55岁以上的计算机权威，只有55岁以上犯错误的一大堆”。
反观国外，刘道玉发现，印度最高科技奖获得者不能超过45岁，菲尔茨奖获得者（被视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不能超过40岁，美国一些最重要奖项获得者不能超过50岁。
“如果最高科技奖只评给这些老人，这个国家的科学希望在哪里？”刘道玉认为，这样的评选违背了两个原则：
第一，违背了人的创造黄金年龄规律。科学研究表明，绝大部分人的创造成果发生在30岁到40多岁之间，这是黄金年龄。
第二，违背了最高科技奖的原则。应该是评选最高的创造性成果，而不是一个人一生的成果累计，“目前的奖应该改成最高成就奖”。
在刘道玉看来，这就是人们总是怀念民国大师辈出，而今天真正的大师难寻的症结所在。
他期待在章开沅先生的影响下，更多的资深教授觉醒，退出去；“也希望这个影响能够加快院士退休退出机制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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