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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似乎生来就焦虑，幼儿园是竞赛的起点。之后，拼钱，拼权，拼分数，拼成就，一路拼得头破血流。这两年，上大学似乎越来越容易了，高考录取率从上世纪80年代的30%上升到现在的70%以上，但高考竞争的激烈程度似乎并未减弱。只不过，原来“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竞争的是上大学的名额；如今，变成竞争进名校，进211，985，拼赢了才算是胜利过了“桥”。
社会学家、北京大学教授郑也夫在其新著《吾国教育病理》中，比较了各国教育道路异同。他指出中国教育问题的根源是“竞争过于惨烈”。他将我国目前的教育现状称为“军备竞赛”。他毫不客气地指出，教育的发展和扩招，说起来冠冕堂皇，实际上是管理者捞取的政绩。教育发展在相当程度上不是社会发展的需要所促成，而是学历“军备竞赛”所使然。过度竞争导致了学习的异化，如，拿到学历却常常找不到工作。
书中这样说：“进入高校是一个象征，但其价值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就开始贬值。这是数学的铁律。较多的人上了大学，意味着实质的竞争被推迟到下一轮。大学学历的含金量已经不足，要竞争研究生学历了。这是地道的军备竞赛，它意味着学生在时间和金钱上的加倍投入……这相当于延迟了竞争。”
“录取书和学历的增发，实际上和钞票的滥印异曲同工。”郑也夫认为，滥发钞票是对公民财产的掠夺，不负责任的扩招导致的是学制的延长，青少年时间和精力的浪费，这些比物质财富更为宝贵。而且，人们在教育上时间和金钱的加倍投入，显然更有利于权势阶层及殷实家庭的子弟。事实上，一些底层人群在评估了教育的投入和产出后，在“毕业即失业”的现实面前，选择了放弃高考，甚至放弃了中学。
在这种学历“军备竞赛”的氛围下，学生一入学便加入了竞争。“青少年在学习成长过程中，应该感到身心愉悦才对。他们应该玩很多自己想玩的游戏，包括智力游戏，应该在这样的过程中成长。可是‘军备竞赛’让青少年很早就变得很功利。他们要考大学，而且要考好的大学，他们在这种压力下拼命学习。许多孩子甚至认为考不上名牌大学就是失败，整个制度造就了大批失意者。”
缓解竞争要釜底抽薪。经过诊断，郑也夫开出了两个药方：分流和放权。
分流，即，引导一部分人走职业教育的道路，缓解高考的激烈竞争。“早分流应该是正确的选择——不要让这么多人陪绑‘科举’，有些人可以走别的道路。”
但我国职业教育一直未能有效发展，这主要有两个障碍：一是白领和蓝领在收入与社会地位上的悬殊差距。二是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使得家长的期望落在唯一的孩子身上，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竞争。“如果将教育比作篮子，大学就是独生子女的父母所认定最好的篮子。他们只有一个鸡蛋，岂能不放入最好的篮子中？”郑也夫在书里举了很多传统社会的例子，如，曾国藩的家庭。曾家五兄弟，只出了一个进士，一个秀才。
如果说在古代，家庭分流更多地考虑到经济负担，现代社会应该更多地考虑孩子的个性和特长。
所幸的是，现在社会已经开始意识到“分流”的重要性。最近出台的高考改革方案，即是要实现两类人才、两种模式高考。一是技术技能人才，一为学术型人才，在高中阶段由学生自主选择。这种改革可谓与郑也夫的想法不谋而合。
放权，即，走出行政化和大一统，形成多样化的教育，培养多样化的人才。郑也夫认为，中国教育的特征是行政化，大一统，学校垄断了教育，灭绝了教育方式的多样性，进而使得选拔标准单一，所有人都通向高考这条独木桥。标准化的教学，标准化的考试，在应试教育的指挥棒下，学生都成了考试机器，兴趣和创造力都被扼杀和摧毁。
郑也夫在书中提出，只有放手让社会办教育，满足不同人才的需求，才可以从根本上解决教育公平的问题，还可以开创多样化的教育模式。
该书沿着分析教育病理这条主线，分别论述了教育问题和社会问题。如，科举制下的家庭教育选择，独生子女政策下的父母集中性投资，以及乡村士绅、官员高学历、社会形态、教育特征、选材标准、教育模式，等等，体现出一个社会学家看教育问题的独特视野。
西医治表，中医治本，病入膏肓的中国教育，需要中西医综合诊治，切中病根。郑也夫做了这样的尝试。他的分析和诊断也许是一家之言，还需要多家会诊，但他对中国的教育发展无疑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和探索。
本报记者 王俊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