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缩小
全文复制北京没有一点约翰·范德沃特在阿姆斯特丹所想象的“中国特色”。这座城市令他激动不已，但给他的第一印象是黯淡无光。这里的冬日天干物燥，空气中弥漫着仿佛是从烧煤的炉子里蹿出来的烟味，天灰蒙蒙，街道灰扑扑，树木也都光秃秃的，建筑物与人的衣着同样像是蒙着一层扫不去的灰色。
他骑着自行车迷失在传统的胡同里，在本应是公园的地方，一栋栋高楼大厦拔地而起。这个学建筑的荷兰人看在眼里，觉得实在难以赞成。
然而10多年之后，他也成了中国现实的一部分。
上世纪90年代末，刚从代尔夫特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系毕业时，范德沃特曾经花了100天时间，对世界上最大的26个都市进行考察。在他所游览的国家中，就数中国与欧洲的差异最大。但后来为了应对工作困境，他在2004年告别阿姆斯特丹的合作伙伴，开始了在中国的职业生涯。
如今，范德沃特已经是在中国设计最多项目的荷兰建筑师。他把在中国这些年的十几本工作笔记集结成书，于是又成了荷兰最年轻的出版传记著作的建筑师。书的英文版出版时，欧洲建筑界感受到了震撼。有人说，这本书足以颠覆自己对中国建筑的认知；有人感到遗憾，“约翰服从于中国人的期望和要求，而不是他自己的抱负”；而更多的人在问：他怎么能在中国完成那么多作品？
如果你认为在中国取得成功，对一个外国人而言很容易，那就大错特错了。在抵达北京之前，与许多外国建筑师一样，范德沃特脑海中的中国，是“建筑师的游戏场，你能在这儿设计最美妙绝伦的作品，几乎想设计什么都能很快完成”。
而实情几乎完全不是如此。
抵华10年，当范德沃特想对世界讲述一个西方人如何在中国探索建筑设计的故事时，他告诉别人的是一句来自中国邻居的忠告：“你改变不了中国，中国会改变你。”
外国月亮，我们一起建高楼大厦吧
范德沃特在中国的工作，是在一个相当有名的建筑学院的地下室里开始的。他被朋友介绍到这里来，对方想找他解决的难题是，他们曾“打算”跟一家“著名的”加拿大公司合作设计某项目，如今该项目的介绍会就要开了，必须得有一位加拿大建筑师出席。
所以……范德沃特发现对方带着询问的眼光盯着自己。
这是一个为北京奥运会准备的大项目，包括4个体育馆，总面积为120万平方米。范德沃特从来没有设计过这么大的项目，在欧洲，他们事务所的著名作品包括一个观光塔、“森林博物馆”里的斜行环路，或是为米兰双年展设计的门和栅栏。
这并不妨碍他成为第二天介绍会上的外国专家。只不过，“为了节省翻译的时间”，中方教授亲自讲解了整个项目，让人完全看不出坐镇的“加拿大建筑师”当天才刚见到图纸。如果有什么能让这场讲解显得更奇特的话，就是这个团队临入场才沮丧地发现他们的模型上压根儿没有设置车行入口。
那又怎样呢，没人对作品提问。范德沃特一声没出，凭着金发碧眼的面孔在会场上坐了一个多小时，圆满完成使命。
他问对方为什么选中自己，结果学到了一句中国俗语：“因为外国的月亮格外圆。”
现在，在一屋子中国人中间工作的范德沃特已经能理解自己当初的“幼稚”。他的办公室坐落在北京北二环附近的一间写字楼里，中心是一张橘红色的大办公桌，墙上则贴着他设计的大楼，也是橘红色的——他的作品已经遍布中国的各大省份，其中包括三亚南海边的度假村、上海南京路上的高级酒店、IBM的中国研发中心以及北京西单的老佛爷商场。
而在办公室窗外，是另一个灰扑扑的北京，建于上世纪90年代初的体育馆，以及更早期的五层居民楼，都被锁在了雾霾中。
尽管如此，范德沃特喜欢这个城市：“在中国工作对我最大的改变是，‘对’和‘错’在我心里没有那么分明了。”
2004年10月，几乎从踏出首都机场的第一步开始，他的“三观”就遭遇各种粉碎。到公司的第一天，范德沃特抱怨自己的办公室被安排在走廊尽头的玻璃房，这样他的一举一动都能被进来的每个人看见。但他的中国合作伙伴笑了：“对啊，这样每个人才能看得到国宝！”
所有人都哄堂大笑，唯独范德沃特没想明白这话的笑点在哪儿。
他即将投入的是一个与欧洲全然不同的世界。
在豆瓣网《你改变不了中国，中国改变你》的读书网页上，唯一一位写下长篇评论的网友，对这种环境的差异显然深有感触。他回忆自己在建筑学院接受的教育：“入学第一天，院长就告诉我们，建筑，在中国是服务行业……还有清华院长说的，‘你们不要以为国家很需要你们，比起建筑师，国家更需要一级焊工’。”
这位网友把范德沃特在书中提到的这两句话放在了书评的最前面：
“在中国，速度就是一切。”
“中国的建设速度和‘混凝土变干’或‘成立公司’的速度一样快。”
这都是中国同事送给荷兰建筑师范德沃特的忠告，而他本人接受的教育与此迥异。
“荷兰的建筑公司喜欢吹嘘自己的远见。”范德沃特在自己的书中写道，“建筑师基于自律的立场，有时甚至是对社会负责的立场开始工作，并且这种观念尽可能以立场鲜明的方式进行诠释。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远见’对客户而言就是一种专业的誓言。”优秀的欧洲建筑公司，在作品的设计质量与客户的个人喜好之间，会坚定地维护前者。
1999年，范德沃特拥有“优秀毕业生”荣誉从大学毕业，与几位同学一起创建了“NEXT建筑师事务所”。他们共同策划的毕业研究“大都市图像”项目，为范德沃特的两位合作伙伴赢得了荷兰为设计颁发的最高奖项。
尽管奖项颇多，因为缺乏设计成规模项目的经验，事务所始终接不到重要的委托。
而在地球的另一端，中国人朝他伸出了橄榄枝。本世纪初，“大都市图像”项目在北京清华大学与上海同济大学展览，范德沃特为此来中国出了一趟差。
这时的中国，与他几年前第一次来时已颇为不同，很容易能嗅到一种蓬勃发展的气息——在中国10天，他唱了8次卡拉OK，参加了9个饭局，有11家公司对与NEXT合作表示了兴趣。
虽然范德沃特拿得出手的展示都是小项目，但中国公司还是充满了热情：“我们可以一起建高楼大厦！”
2004年，一封邮件出现在范德沃特的电子邮箱里。发信人的姓名是欧洲电脑系统无法显示的乱码，但标题是清晰明了的英文：你对北京奥运会的项目感兴趣吗？
“约翰啊，你应该多读读孔子的著作”
“在中国工作，最重要的经验是什么？”
几乎不假思索，范德沃特脱口而出：“一切皆有可能，但一切都不容易。”随后，他和会议室里的中国人都笑了。
刚到中国没两年时，范德沃特曾发现“笑在中国有着很复杂的含义，从满意到愤怒都有可能”，现在他俨然已经是其中的一分子。
粗粗一看，他的气质与他的中国同事已经没多大差异：很少夸张的表情，脸上常带着微笑，听到惊讶的事情时用的感叹词是中文“哇塞”。在人来人往的办公室里，要费一点眼力，才能把他从满屋的中国人里挑出来。
在2004年时，范德沃特想不到自己2014年还在北京。尽管在许多中国人眼中，外国的月亮分外圆，但范德沃特所认识的那些“外国月亮”，很少能在中国工作一年以上。
一位比范德沃特早来两年的法国建筑师对他说了自己的故事：在做杭州的一个商业项目时，他设计了一个抽象的星星形状的广场，他希望广场是红色的，因为设计灵感来自五星红旗。
客户对设计本身很满意，后来考虑到这样的设计“可能会敏感”，方案被否决。不管法国建筑师如何争取，他的设计还是被毙了。后来，这家伙干脆根据盲文“I want to be red（我想要红色）”重新设计了一个广场，没有再费神跟客户讲述他的理念。
结果这个广场就好好地造起来了。
虽然如此，这位法国建筑师还是感到了挫败与无力。描述自己的心情时，他对范德沃特说了一句常用的、非常中国式的中文：“没有办法。”
到中国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范德沃特没有作品中标。他的合作伙伴陈先生安慰不明所以的他说：“可能你的设计图纸不适合中国市场。”
约翰·范德沃特不大理解陈先生的话，却对“客户”在中国的力量有了全新的认识。在这里，建筑师的地位与预想的完全不同。就算要建造的是公司总部，客户也希望建筑师能把它设计成“国际地标”。但当范德沃特真正开始设计的时候，新颖的角度往往不断遭到否决——这种否决很少有商量的余地。
他倒是学会了另一个中国成语：叶公好龙。
最让他惊讶的是，在“客户就是上帝”的情况下，“使用者”几乎不在建筑师的考虑范围内。
“要成为一个好的设计师，你得去听，去看，去了解周围的一切。”范德沃特解释说，“我不可能坐在阿姆斯特丹的办公室里，就设计出一栋给中国人的大楼。”
这个荷兰建筑师总是随身带着工作笔记，在北京坐地铁上下班，在节假日随便登上一辆大巴车就坐到终点站，走到哪里都观察着周围的人：他所设计的大楼就是要被这些人使用的，他们需要的是怎样的建筑呢？
来中国不久，一个3.6万平方米的学生公寓项目被交到了范德沃特的手上。客户要求：4个学生住一间15平方米的宿舍；男女宿舍界限要严格划分；最重要的一点，让大学校园整齐划一。
设计过程中，因为发现学生们对学校建筑的感觉是“很不人性化”，于是他把客户的意见放在了一边。最后交出的方案是两栋“L”形的大楼，中间围起一个庭院；两栋楼之间用连廊相连，共享基础设施；每间宿舍的阳台，都是半个突出的模块，这使得每一间宿舍都各不相同、自有个性。
评委会上，范德沃特得到了赞誉：“数你的设计最出色！”
但出色的设计一下就被否定了。校方的反应再简单不过了：它的风格与校园整体风格不协调。
另一个幼儿园的设计项目被否决的理由更加简单：费钱。哪怕其中最费钱的那部分，是想给孩子们建设一个类似露天剧场模样的、可以自由学习和玩耍的空间。
除了范德沃特，似乎没有人为这些项目的失败感慨太多。在中方公司的年会上，老板用“低沉、洪亮、自信”的声音宣布喜讯：“在过去一年里，我们为130万平方米的建筑面积绘制了图纸，比去年增加了12%……每个人都该问问自己：客户想要什么？”
范德沃特不明白：为什么只有客户的意见最重要？为什么最让他们激动的是数量？为什么没有人关心建筑设计的质量？
在自己的工作笔记中，范德沃特记录下了西方建筑师的“水土不服”：“很多建筑师来到中国的原因有两个。首先，与西方相比，中国能够提供更多的设计机会，这很诱人。其次就是，这里对外国的建筑有好奇心。但是，如果设计真的投入建设，他们肯定对建成的建筑的质量有愧疚感。”
他开始如许多在中国的“老外”一般，在语言、文化差异之外，感受到更多的无力感和不确定性。
外国人在中国应当怎样发展？也许该听听中国人自己是怎么说的。
邻居老庆总爱来跟范德沃特聊天。老庆是高校的退休英语教师，上海人，有股老绅士的范儿。他想探究小范的兴致，跟范德沃特对中国的好奇差不多。因此，两个人常常向对方请教。
老庆对小范发表过长篇大论：“中国历史上，有好几百年都处在四分五裂的状态，但现在统一了，于是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变得越来越强大。因为中国的统一，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范德沃特忍不住问：经济上是很强大，但是，社会和文化呢？丰富多彩的观点，多元化的思想，彼此不同的信仰呢？
老庆就有话说了：“你的观点很清楚地体现了我们的文化差异。西方人认为一切都属于个人，我们认为一切都属于集体。约翰啊，你应该多读读孔子的著作。”
他很是先知先觉地告诫过范德沃特：“你改变不了中国，中国会改变你。”
站在北京和阿姆斯特丹的精神桥梁上，开始被北京吸引
比起说声“没有办法”，顺从地接受命运，范德沃特更想找到一个新的平衡点。
在荷兰，建筑与文化价值紧密相连，因此，没有建筑师会将自己的工作定义为“服务”。北京的公司以“平方米”为单位定义他们的“大项目”，用建筑面积标识本公司每年的进步，但在范德沃特看来，“对怀有远大抱负的建筑师来说，这类项目根本满足不了他的雄心壮志”。
这些理念在中国建筑师看起来相当新鲜。中方公司的同事蒋晓飞甚至不能理解范德沃特忧心什么。
蒋晓飞也是一名高级建筑师，与范德沃特年纪相仿，在清华大学取得了硕士学位。在与NEXT合作的这家“建筑服务公司”里，他负责着几乎所有项目。与范德沃特不同，蒋先生作为建筑师的成就感来自另一个方面：自从毕业之后，他负责的项目已经有300万平方米的住房建成，至少能让3万多个家庭入住——这难道不比“个人艺术梦想”重要多了吗？
为了成为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蒋先生必须通过9门考试，最难的一门持续12小时。他能够按照客户的要求，在很短的时间内把一个“现代欧式”的设计项目改成“古典欧式”。他能凭记忆画出罗马万神殿的设计图、立面图与详细的节点图，并将它照搬到新的项目上——中国同事们对模仿并不在意：“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也是什么都复制抄袭，可看看它现在是如何发展的！”
“在中国，无论机会多么渺小，你都要努力抓住它。”蒋晓飞告诉范德沃特。
而当被问及他是否喜欢这种古典欧式的设计时，蒋晓飞回答得就像从来没考虑过这个问题：“中国的客户喜欢这种风格。”
“难道我们建筑师不应该摆脱万变的市场，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吗？”范德沃特还是不明白。
这回轮到蒋晓飞目瞪口呆：“你凭什么觉得我们能够那样做？”
很多人给了范德沃特他们的答案。陈先生告诉范德沃特，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必须把发展经济放在首位。他们的合作伙伴、一家建筑公司的经理则对范德沃特说：“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解决温饱问题是首要的。”
实在受不了的时候，范德沃特试过“撂挑子”。那是一个总面积达到5万平方米的3栋办公楼的投标项目，NEXT荷兰事务所已经为这个项目忙了10天，一切看起来都很完美，直到截止日期前一天。陈先生带来新的消息：客户想把3栋大楼改成6栋。
“好吧，我不干了。”范德沃特合上电脑。
“变成6个也不难。”陈先生说。而范德沃特那时想着的是荷兰的合作伙伴对第一部分草图的评价：“真是好设计！”
变成6栋大楼确实不难，陈先生拿起刀，把“好设计”模型上的每栋大楼都一劈两段。于是，6栋大楼出现了。
回想往事，范德沃特对自己当时的“屈服”无法释怀。但他也注意到，当陈先生走出办公室通知其他同事这个消息时，没费什么劲儿，每个人都立刻开始为新的设计做准备。
有了在中国的经历之后，他回望祖国，有了非常不同的感受：“我们在欧洲的生活，什么都太容易了。很容易能考上大学，可以学任何你想学的专业，不必为医疗或者福利之类的问题担心。因为一切是这么唾手可得，人们就对此习以为常。所以人们想做什么事就去做，见到‘不对’的地方就想去改变。”
而生活对他的中国同事而言非常不同：告诫范德沃特“无论机会多么渺小都要努力抓住”的蒋晓飞，生长在河南偏远地区，经过极其激烈的竞争才能考上清华大学；而说过“金钱就是一切”的陈先生，面对各种要求层出不穷的客户，需要非常灵活和快速的反应才能让公司的设计中标。
当了解了这些背景之后，范德沃特并不奇怪，为什么来自中国的这些同事，“总能从每件事中找到可能性”。
他磕磕巴巴地学着中文，感受着一个古老的文明国家迅猛地走向现代化的步伐。在惊叹的同时，范德沃特找到了能够说服自己的地方：既然情况如此不同，为什么非得是中国从荷兰建筑理念中获益呢？
事实是这样的：为了完成客户的要求，他们可以在一小时内做出20万平方米建筑的立面。如果一时想不出来，就算把NEXT别的设计项目里的大楼直接搬过来也可——这就是范德沃特后来做过的事情。在向客户介绍这个临时从两栋楼变成5栋楼的创意时，他还第一次从市场的角度强调了优点：楼越高，视野和光线就越好，公寓的市场价值就越大。
“这正是我想要的。”结果客户非常满意。
范德沃特又一次学到了一个中国成语：马到成功。这种滋味好像不错。
“这种做法与我原来的价值观、我的思维模式以及我在阿姆斯特丹的工作方式相矛盾。”然而他坦承，他心里清楚地意识到，这个设计被采纳后，站在北京和阿姆斯特丹的精神桥梁上，自己开始被北京吸引。
“刚到这儿的时候，我看见他们非常快就建好一条路，觉得很难接受：这质量肯定不够好。现在我会想，什么算是‘够好’？我在中国工作10年，最初设计的大楼，现在已经被拆了。”
如今，他已经能分辨故乡哪些一本正经的事情在这里会令人忍俊不禁：“过去50年，荷兰一直在讨论拓宽高速公路的问题。”而在这里，一位同事收到政府来信，说3周后会在他的公寓后面修一个十字路口。收到信的第一周，外面什么动静也没有，两周之后，上千人开始施工。
子非鱼，安知鱼之乐
“你看……这个大桥，这个大桥有两个意义，首先它被称为‘中国结大桥’，但从西方的角度，它可以被称为‘莫比乌斯环’。”在NEXT北京的会议室里，蒋晓飞打开电脑，向记者展示他们最新的得意之作，那是一座红色彩带形状的桥梁。他们看上去已经找到了国际理念和取悦甲方的某种结合点：“如果你只用‘莫比乌斯环’这个概念来跟甲方说的话，会让中国的地方政府很难去接受。但如果这两种语境有关联，可能更胜出一筹。”
范德沃特在一边静静听着，似乎已经习惯了由自己的中国合伙人代他讲解。
在中国工作5年以后，他不再与之前的公司合作，转而与蒋晓飞合办了“北京耐科斯特国际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如今，“NEXT北京”的规模已经超过了阿姆斯特丹，每年建造的项目更要比荷兰“多很多倍”。
很多欧洲人开始问范德沃特：你是怎么做到的？
“我的成功并没有秘诀。来这里几年以后，我开始整理我的笔记。我希望能让外面的人了解，这儿还有另一个中国，与我们在媒体上见到的那个中国是不同的。”范德沃特说。
范德沃特想要找出一条路，在满足甲方要求的条件下，能尽量赋予建筑价值。
更多外国设计师无法接受这里的现实。范德沃特尤其难忘一个名叫老米的美国人。他45岁，身材魁梧，头上冒出了银丝。初到北京时，他与范德沃特头疼的是几乎一模一样的事情：不合实际地截止日期、对数量的追求和对质量的忽视，而最让他烦恼的是“在客户面前奉承卑微的态度”。
有一回，当老米从范德沃特那里听到一个没有规定条件、在截止日期前无法完成的任务时，冷笑着走出了办公室。“你不应该接受这种要求！”老米一边冷笑，一边念叨着，“你不该接受这种要求！”
而范德沃特呢？他曾经觉得“耐心”是中国人坚不可摧的策略技能，最后自己也逐渐学到了。
范德沃特听蒋晓飞讲过很多关于中国文化的故事。他印象最深的是庄子说的：“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他有时候觉得西方人就像是水边的人，讨论着鱼的快乐，但却全然不知鱼的感受。
一位美国记者曾经跟着范德沃特去过北京的一处工地。当她见到工地上几百名工人在艰苦的条件下施工时，整个人都惊呆了。她立刻问身边这位建筑师：“你觉得自己对这儿搞建设的工人负有多大的责任？”
范德沃特能理解，在这个记者眼中，与美国的建筑工人比起来，这个工地提供给工人们的保障不值一提。但他更看重的是自己前几天和一个工人聊天的内容：这个工人来自陕西，来北京打工好几年了，他说跟村子里的日子比起来，在北京过得很知足，打工挣来的钱让家里条件变好，儿子再过两年就要高考。
如果要说他看到的中国现实，那么，范德沃特告诉那位记者，这就是他看到的最多的中国现实，他为自己的建筑作品能够令建筑工人获得更好的生活，以及改变未来的机会而感到自豪。
他觉得邻居老庆对自己的一句建议很在理：“你总想着要改变一点什么，这是很西方化的想法，我们中国人不这么想，我们只会想着去给老的思想贡献、添加一点什么，但我们不会觉得它能被全盘改变。”
范德沃特是这么理解这句话的：你得怀着更开放的心态去看待这一切，当你接受了现实，心情平静以后，也许就能找到一个空间，在那个底线内，做出有价值的设计。
或许，也能影响周围的人。在与陈先生一同工作5年以后，范德沃特从他口中听到了这样的话：“建筑师的最重要任务不是省钱而是创造价值。”这与最初说着“建筑师最重要的任务是为客户省钱”的陈先生已经不大一样了。
当然，当中国同事的世界观变得与从前不同之时，范德沃特的世界观也已经越出了西方世界本身。
终于，有一次，当范德沃特在阿姆斯特丹说起自己的中国故事时，台下的欧洲学生惊讶地望着他。时间一瞬间好像回到了多年前的清华，来自荷兰的建筑师向一群中国学生讲述他的“大都市图像”，台下的学生充满迷惑——那时他发现，听众来自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而现在在阿姆斯特丹，范德沃特突然意识到，多年前台下那个“别人的世界”，如今已经成了他自己的世界。
更明显的事实是，再也没有其他荷兰设计师，能像范德沃特那样，在中国设计如此之多风格各异的建筑了。
有人评价《你改变不了中国，中国改变你》这本书：好悲伤的书名。
但范德沃特认真地说，这并不是需要感到悲伤的事。“不是你们改变了我，而是我选择了自己被中国改变。对于这种变化，我充满感谢，也为此自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