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中师范大学原校长、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经过3年4次请辞“资深教授”,校方终于同意了他的申请。由于国内在人文社科领域没有设立院士头衔,很多高校的资深教授、终身教授,可享受院士待遇。现年88岁的章开沅毅然告别了这一学术荣誉称号和所有待遇,包括每年10万元的津贴。他说:“我是既得利益者,内心很不安。”(《中国青年报》3月31日)
3年4次请辞“资深教授”方获校方批准,人们不禁要问:当上“资深教授”的章开沅,为什么会身不由己?
众所周知,在我国无论是院士还是“资深教授”,其头衔已经不再局限于学术成就,既事关他们个人的利益,也与所在单位、所在地区的利益密切相关。正因为如此,一旦当上院士或者资深教授,事实上就是终身制。
章开沅请辞“资深教授”被誉为“自我革命”,舆论普遍给予了高度评价,称赞此行为是高风亮节。院士、资深教授头衔意味着学术高度,意味着话语权,意味着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在这样的背景下,有多少人愿意放弃为之奋斗了大半辈子才得到的院士、资深教授头衔呢?
对于章开沅们的工作单位和地区而言,院士、资深教授也是一种展示实力和形象的名片,是获得各种项目的宝贵资源。去年11月,年届八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沈国舫也有一个请辞举动。然而,当沈老向工作了一辈子的北京林业大学表达退休的意思后,被学校断然拒绝。校党委书记和校长对沈老道出肺腑之言:你怎么能退休呢,你是我们学校的旗帜,还要靠你说话呢。在中部某省会城市,去年出台了奖励政策,出一个工程院院士,奖励其所在公司1000万元发展基金。
如此看来,院士和资深教授的“崇高地位”,又似乎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关系不大,它更与利益和形象有关。在某些领导看来,有无院士事关政绩,事关城市和大学形象,请辞行为无疑会使单位和地区利益、形象受损。
有研究表明,27岁到37岁是科学家最富创造力的年龄。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爱迪生的很多发明都是在这一年龄段完成的。我国的院士年龄普遍偏高,去年新当选的两院院士平均年龄达55岁。更严重的是,很多人当上院士之日,就是远离学术研究之日,很多精力要用于社交活动。
破除院士终身制,让章开沅们不再被利益“绑架”,必须有制度设计。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改革院士遴选和管理体制,优化学科布局,提高中青年人才比例,实行院士退休和退出制度。”这一决定,对于激发整个国家的创新活力,无疑有着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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