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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产兴城后，城镇化如何跟上产业化；外来人口如何本土化，本土农民如何市民化；新型城镇化建设中，政府如何定位……在城镇化进程中，社会的方方面面都面临挑战。近日，探索中国新型城镇化模式的“狮山论坛”在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举行，多位专家对珠三角地区的城镇化模式进行研讨，力图破解城镇化进程中的诸多难题。
高城镇化率之下的挑战
十几年前，当地人把狮山镇比作是佛山的西伯利亚，是“广州和佛山城市功能辐射不到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而现在的狮山镇，已经拥有汽车制造、智能家电、半导体照明、高端装备制造、有色金属等多个核心支柱产业。2013年底，全镇工业总产值达2400多亿元，GDP超800亿元，高居佛山镇域经济之首。
狮山人享受着城镇化的巨大红利，成为大珠江三角洲地区最有活力和发展后劲的明星重镇。狮山镇的城镇化发展有哪些独到之处？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曾组织对“狮山样本”进行调研，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副院长李贵才是调研组的负责人，他认为狮山样本的要素为：镇街整合、园镇融合、产城人融合、基层善治和三网融合。
“园镇融合”提高了狮山镇的资源配置能力。从一开始嫁接南海高新区，再到现在坐拥佛山高新区，通过“园镇融合”，狮山镇基于“两块牌子、一套班子”，拥有了更高一级事权的“事权整合”。 其作用机制是，产业园区与镇各种引资的相互作用。
根据中国社科院的数据统计，佛山的人口城镇化率已经达到94.1%，成为全国城镇化水平最高的区域之一。但佛山市市长刘悦伦表示，实际上很多本地的农民只是身份上有所改变，生活方式以及对村居的治理方式还停留在比较传统的阶段上。而占佛山人口1/6的外来务工人员在很大程度上还没有完全享受到城镇化红利。外来务工人员本土化、村居治理模式转变、村民身份转变、环境治理等问题，城镇化带来的巨大红利和产生各种问题和挑战，同样在狮山非常典型的存在着。
去年佛山市南海区首次提出“产城人融合”的城镇化模式，此举被认为是对以人为本的城镇化方向的探索及思考。
能留住家庭就能留住劳动力
30多年的改革进程中，农民工的诉求发生了什么变化？去年住建部的一项调研指出，25岁以下的农民工会选择到大城市闯荡一番，30岁的会回归自己的城市，40岁的甚至回归农村。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李晓江指出，北上广人口增长速度只有5年前的1/3～1/5，人口流不动、留不住，导致城镇化速度在减慢。
李晓江表示，未来城镇化的最大动力不是土地、资金，而是劳动力，要善待这些转移人口，创造条件让农民工在当地落户安家，让外来人口融入城镇，从而留住劳动力，把享受人口红利延长。怎样在产城人融合的背景下凝聚劳动力可能是当下最重要的课题。
“过去是解决一个饭碗，现在是在哪里安置家庭。能留住家庭就能留住劳动力。”李晓江的观点认为：城镇化新不新，关键看家庭。
最好的城市是没有城墙的，连身份上的城墙都没有。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的三个“一亿”，其中之一指的是2020年，要解决约一亿进城常住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那剩下的两亿怎么办？
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经济学家辜胜阻认为，“对不能落户常住人口实行居住证制度。”
辜胜阻指出，目前的城镇化还只是“半城镇化”：农村变成城镇，农业转变为非农业，但农民还没转变为市民。而农民的市民化前提，是农民工有稳定的就业，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还有安居条件等。
“珠三角城镇化升级，打造世界级城市群，关键在于普惠外来人口，推广公共服务覆盖，下大力气解决两千万‘半市民化’问题。”辜胜阻说。
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城市化研究所主任研究员刘宪法认为，是熟人社会，这种关系在经济商品浪潮中是不稳定的，外来人口与本地人要建立契约关系。
城镇化不等于透支未来
在此次论坛上，辜胜阻批评了中国内地有些地方的城镇化乱象，有些地方提出各种不切实际的“造城”口号，例如一个年财政收入仅4亿元的县，却欲打造成“东方迪拜”；一座年财政收入仅50亿元的城市，却要投资千亿元打造“古城”。
“城镇化不是越快越好，不等于消灭村庄，不等于房产，不等于透支未来，不等于摊大饼。”辜胜阻指出“城镇化不能做什么”，也列举政府的“本分工作”：规划制定、制度设计、公共服务、环境保护、市场监管、社会管理。
“政府少管一点”、“放权”等成为许多专家对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建议。
国家信息中心发展研究部战略规划主任高辉清认为，要服务型政府，也要建设型政府。 “大量的资源掌握在政府手里，在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情况下，政府依然要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建设型政府要坚持两大原则，一政府必须权力有边界，二政府按照市场规律办事。”高辉清认为。
在城镇化进程中，政府不懂规划，一哄而上，造成千城一面，“城市越来越国际化，但越来越不像中国。”多位专家在论坛上建议，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要因地制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