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东北老工业基地在社会转型期的整体调整与改造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它是国家工业整体战略的一部分。然而,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迄今为止还不曾有当代作品全面、直接、立体呈现过。事实上,老工业基地在社会转型期所经历的一切具有巨大的文学价值。其中的问题与其说是复杂,毋宁说是残酷。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从总体上看,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调整改造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我国新一轮的经济结构调整和深化体制改革的进程中,东北老工业基地未能抓住机遇,如上海、青岛、武汉等老工业基地那样在改造调整方面取得突破。相反,因受历史与地域的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改革开放、结构调整的步伐相对滞后,成为工业体制矛盾和结构矛盾最为突出的地区。其主要问题是:产业结构调整缓慢,新兴产业比重过低;产业竞争力下降,市场份额逐步萎缩;资源面临枯竭,缺乏后续替代产业等。另一方面,“老工业基地改造等于单个老工业企业的技术改造”的公式,使得老工业基地的改造难以取得突破和实效。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和矛盾,就是商国华的长篇小说《我们走在大路上》表现的基本内容。
这是一部立足老工业基地之现实、真实反映老工业基地生态的作品。气壮山河的气势、大工业时代的格局和气象、老工业基地工人阶级感人的整体风貌,构成了《我们走在大路上》的鲜明特征。
东北老工业基地曾被称为“共和国的长子”、“共和国的总装备部”。它骄人的过去即便在衰败时期,仍然是工人阶级不能褪去的记忆。一个出租车司机曾向作品的主人公这样描述过它的过去:“这条路两边的大工厂,可都是共和国的功勋厂。功勋知道吧!我也是从苏联、朝鲜电影那里知道的。‘功勋’按中国说法就是功臣吧!这些厂,都是共和国‘一五’期间建起来的,每家工厂都有一本创业史和光荣史,共和国许多国字号的新产品,有许多是出自这些工厂。特别是许多号称‘共和国第一的产品’。这么说吧!你随便进到哪家工厂的荣誉室,都会见到那些他们当年创造新产品的照片和奖状。”然而时过境迁,“这几年,它们一个个都像霜打的茄子,说蔫就蔫了。如今这条路上的工厂,七成都是铁将军和蒿草把门了。过去人们把这条街叫共和国工业的装备部,如今呢,有了一个不雅的新名,叫它下岗一条街。”——老工业基地人民经历的历史巨大反差,如同利刃划过皮肤,具有切肤之痛。
《我们走在大路上》的故事在国有特大型企业北阳重矿公司展开。企业体制的问题涉及企业生死存亡:一个企业说不行就不行了。企业债务、银行贷款、车间停产……几千人一夜间成了无业游民。公司老总王光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上任的。他没有个人的对手和敌人,他面对的是千疮百孔的企业,是政府职能部门和企业的矛盾。他首先从解决企业用水开始。他果断组织工人就地打井开采地下水以解燃眉之急,然后发掘“煤底子”解决燃煤问题。之后,他面临的是更为严峻的减员下岗问题。人浮于事、效率低下,是企业多年的积症。《我们走在大路上》的众多矛盾也由此展开,情节则写得惊心动魄。其中形象不仅个性鲜明,更重要的是,他们是我们很少见到的与这个时代相关的国有大型企业的人物形象。在该书中,对工人主人公精神的书写,是其最动人的部分。
如,它写到了工人们奋不顾身、争先恐后的场景:“这是杨天力第四次冲进平炉了。石段长和小龙在外边数数,当他们数到第十七个数的时候,杨天力还没有出来。石段长和小龙急了,冲进平炉,抱出了昏迷不醒的杨天力。几十人围着杨天力,呼喊着他的名字。小龙看见师傅的后脑部有一个口子在流血,大声喊着:救护车!救护车!”它表达了老工业基地工人阶级的精神本质。同时,也呈现了日常生活中的细琐矛盾与惊险。如,生活所迫的下岗女工不得不到风月场上陪舞,下岗工人乔迁时心情复杂等,这部气势宏大的作品充满了世俗风景。
《我们走在大路上》所表现的时代特征与“改革文学”时代特征有较大不同。“改革文学”时代,主要还是观念的矛盾,是改革与保守的矛盾。《我们走到大路上》所展现的场景,无论是社会还是工厂,其复杂性则远远超出了当年的想象。作品虽然还没有写出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中乔厂长这样的人物性格,但是,它写出了工人阶级的整体性格,写出了当代老工业基地整体改造、转型的波澜壮阔和整体气势。这就是“我们走在大路上”选择的光明之路——这条道路不是一帆风顺的坦途,它充满了问题、矛盾甚至惊险。我们别无选择,它是我们突出重围、解脱历史重负的必然之路。《我们走在大路上》是一部写出了这个大时代的漩涡、矛盾与选择的优秀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