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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辅书依然属于商品，应通过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实现优胜劣汰，才是解决教辅书问题最好的办法。”鲍红呼吁，应该由消费者自己做出选择。
在鲍红看来，要从根本上解决教辅书问题，最理想的方案是下放采购权，政府要做的是切断利益输送的链条，杜绝腐败。“如果低年级的学生辨别力有限，或教学中确实需要一套统一的教辅书，也至少应该把采购权交给与消费者利益关联度相关最高的人。”
“谁是与学生的利益关联度最高的人？家长和任课老师。”她表示，任课老师与学生利益相关最大，利益诱惑最小，权力最小，监督最多。同时，任课老师采购，也便于因材施教。“他们最清楚自己学生的水平与进度，而且有足够的专业知识选择最适合的教辅书。”
交由任课老师选择仍可能导致腐败，如何最大限度地予以限制？她建议，对教辅书进行最高指导定价，压缩利益输送的空间。
“该定价可以以不高于上一年一般图书平均印张定价为准。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每年发布的《全国新闻出版业基本情况》中，有对一般书籍的总定价与总印张的统计，很容易计算印张定价，这是个相对稳定而又动态的数字，可以随物价上涨而与时俱进。”她认为，由于教辅书的稿费通常低于一般图书，而发行量普遍大于一般图书，因此并不会影响企业的合理利润。
“总之，采购权下放最为关键。采购权下放到最基层后，企业都在一个公平竞争的起步线上，优胜劣汰是很快的。”她认为，“如果这些做到了，任课老师教辅书采购中并无多少利益，自然不会无限采购。”
然而，鲍红也承认，维护学生和家长利益的理想方案，会损伤原来行政主导较强的供应商和采购方的利益。而他们在行业有很强的话语权，甚至影响一些地方政策的制定。
她建议，目前情况下，可以实施一种过渡方案，保持大征订、小征订、零售三方势力的相对平衡，让产业在相对稳定的格局下，充分发挥读者选择和市场竞争的作用，实现产业的优胜劣汰和良性发展。
“‘大征订’要提升其公信力和权威性。”她认为，首先要强调评议的程序公正和信息公开，鼓励各省让更多优秀教辅书进入评议推荐，同时引入外部监督。不得以评议为名，实施地方保护和行业垄断。“不过具体实施起来，如同各地的招投标一样，真正监控很难。”
二是强调“自愿选择与无偿代购”。“教辅书评议应该像畅销书排行榜，它可以引导销售，但无权强制销售。而且不应规定渠道，凡有图书发行资格的企业都可以发行。”
三是强调授权的法律属性。目前，各省均将教材社的授权书作为评议送审的前提条件——无论这些教辅书是否侵权。“授权与否应通过法律标准和程序来判定，评议只应负责推荐优秀教辅书，教辅书是否侵权应由教材社与教辅机构通过法律渠道解决。”
“对于小征订而言，要解决质量良莠不齐、高码低折的顽疾。”她建议，一要提高从业门槛，如强调一书一号，治理教辅书过多过滥；二是对所有教辅书进行限价，由行业协会出面，为教辅书设定最高指导定价；三是加强教辅书征订环节的监督，防止利益交换。
“零售是最健康的业态，能够被读者选择留下来的，质量通常较好，销售中也不存在腐败或强制问题，应予以鼓励。”
中部一个地级市重点中学的李校长也认为，选购权应该给老师。“要相信基层，多数老师对教学质量是负责的。说基层采购有腐败，但交给上层统一采购，可能导致更大的腐败。现在基层老师没有选择权，征订前也看不到样书，只能从评议指定的几套里面选。”
张老师是东部一个省会城市重点中学的老师，他说，原来市教研室发一套教辅书，统一征订，与教材一起发，这几年不做了，省教研室还有一套，原来一个学生发两套，都是向学生收钱。好学校嫌简单，一般的学校觉得还可以。“现在我们教辅书是班长去批发市场选，老师推荐，一个班统一用一种，都是学生自己买，学校不干预。”
他说，好学校都是自己老师精选各种教辅书的好题，摘出来让学生做。每个学校，每个班级都不一样。教材都难易不一，现在有多个教材版本，针对不同层次，教辅书只是一种辅助，更没必要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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