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国明：舆情研判不能简单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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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喻国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

    对话背景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高舆论引导能力，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而舆情研究是提高引导能力的前提条件。在大数据时代，社会思想多元多变，我国网络舆情研究机构越来越多，但是能够把大数据真正有效地解读出来的有价值成果较少。

    日前，中国青年报记者就相关话题专访了喻国明。

    中国青年报：大数据时代给舆情研究带来了哪些变化？大数据与传统数据研究相比差别何在？

    喻国明：数字化技术革命之后，大数据给我们认识社会和把握社会提供了一个新的、最为丰富的研究手段。做舆情研究离不开大数据，它为解决传统数据研究所面临的问题提供了巨大丰富的可能性。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一直到现在，我用传统方式做民意测验做了30年左右。传统的民意测验方式，从学术的角度比较严谨，比如其结构型数据是基于严格的研究框架所采集，相对来说它的样本代表性还是比较有保障的，除非恶意操作。但是传统的舆情数据有一些缺点，比如时效性相对较差，当然也有快速反应调查，但是数据所反映的层次便相对简单和浅薄；严谨的东西相对来说执行时间要长，成本很高。传统民意研究所得到的结果是比较不自然的，它是人为设计的东西，而不是人们在生活和社会生存当中自然表达出来的信息，当研究者的设计目的跟人民生活和意志状态不一致的时候会发生看不见的扭曲，这也是传统民意测验的局限，所以效度有限。

    中国青年报：目前，舆情研究机构对大数据解读的情况如何？

    喻国明：大数据本身是一种非结构的数据品类，涉及的不同数据集的层面也是非常繁杂的。在我国，能够真正有效地把它解读、解构出来的有价值的成果并不多。这不只是我们国家的情况，在美国、欧洲虽然有一些研究性的成果，但是也并没有达到主流化应用的程度。当今，尚没有可以对不同属性、不同类别的数据进行关联解读的成熟模式，为不同数据的标签化技术也尚未成熟。因此，大数据虽然叫得很响，但是实际成效并不明显。

    用大数据处理相关的民意问题，要特别注意如何把原本支离破碎的舆情意见拟合成科学合理的整体民意。在十几亿人的国家里，如果想为某个观点找到一定的实证依据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了，我经常看到一些专家学者，举一些例子说明自己观点的正确性。对这种研判逻辑我不持肯定态度，因为他们所找到的案例并没有经过结构性的逻辑研究过程。比如说，现在网络对社会而言，正能量大还是负能量大？我们做过全面评估吗？如果仅仅凭着某一个人非专业的构想，我们就简单草率地来执行某种结论，能得到好的效果吗？

    微博实际上是为我们各个方面意见形成对冲、实现“社会最大公约数”找寻的所谓“公共空间”提供了一个最好的技术平台，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历史性的机遇。

    中国青年报：对一些有代表性的事件，应该怎么进行舆情分析？

    喻国明：在大数据时代，数据来源非常充分且多样，所以我们有了一种可能，用不同的数据立体化地来聚焦某一个人、某件事、某个问题。比如东莞事件，中国老百姓真的连嫖娼是一件有道德瑕疵的事情这种认识都没有吗？如果主流媒介仅从字面上理解“我们都是东莞人”、“东莞挺住”等这样的话，就显得我们舆情研判的人能力太差。对“东莞挺住”做社会语意网络分析后，我们就会知道这与官方的腐败、某些官方的不作为以及黑恶势力的腐败后台有关，这些概念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人们拿这个事情说事儿，深层次表达的是对某些官方问题的不满，如果只看到词表面的意思，基本上没有看到问题的症结所在。我们必须拒绝简单粗暴的社会舆情的研判而代之以更加严谨深刻的科学分析，以便理解和揭示出社会舆情表象背后的社会涵义。

    社会在不断向我们发出舆情的危机信号，如果我们一再忽视和错解，不仅是失职，而且后果相当危险。

    中国青年报：舆情研究机构展示研究成果应当注意什么？

    喻国明：目前，我们有了一些基于数据认识的工具和方法，但作为大数据或者舆情研究成果的呈现，可视化技术其实是转化为现实传播力的最重要环节，也就是说，大数据可以借助可视化的技术使很抽象的东西以一种直观、形象的形式展现出来。对舆情研究的部门而言，也要研究和引入这种可视化技术，从而正确地解读舆情的研究成果。

    中国青年报：有些舆情研究机构推出的研究报告没有经过缜密的研判，若长此以往，会出现什么后果？

    喻国明：舆情是“社会的皮肤”，也被称为“社会时势的晴雨表”，它的构成成分是多层次、多元素的，如果只从表面的舆情表达去解读某些概念和含义，这是对社会、对决策者的一种误导，对社会有很大的风险。当社会不断向你发出危机信号的时候，如果我们作出错误的解读，那我们面临的代价可能是非常沉重的，所以我们作为社会的守望者，或者负有这方面责任的研究者，一定要为社会信号的解读提供正确的方法。不要被表面的舆情话语牵着鼻子走，不要用简单的逻辑进行肤浅的图解，这在大数据研究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中国的舆情研究机构，无论是官方的还是相对非官方的，都要担起这样的责任，以便为社会自我关照和决策者对社会现实的把握提供更加深刻和科学的研判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