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的合议庭变了模样

    崔丹丹是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人民法院民四庭副庭长，从2013年4月起，她有了另外一个身份：审判婚姻家庭纠纷案件团队主审法官。

    她现在带领一个小团队：除了她一名审判员之外，还有两名助理审判员、两名书记员。他们组成一个固定的合议庭，由她担任审判长，拥有相当于原来合议庭审判长和审判庭庭长的权力：案件分配、人员调度、案件审理、裁判文书签发和业务管理监督等。

    原则上，除了依法应当提请院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外，多数案件均由他们这个合议庭决定，裁判文书不再经过庭长、主管副院长层层审批，由崔丹丹直接签发，以婚姻家庭纠纷案件合议庭审判长的身份，而不是以民四庭副庭长的身份。

    “以前院里同事初次见面，都会问你是哪个庭的？现在会问，你是哪个专业审判团队的？”崔丹丹说。

    在洛阳市涧西区人民法院，像崔丹丹带领的这种合议庭共有22个，合议庭审判长即团队主审法官参与合议、在裁判文书上签上名字，案件的审和判，逐渐合在了一起。以前，最受诟病的是：不审案子的人，决定案子的裁决。

    洛阳市涧西区人民法院是河南省法院进行新型合议庭审判制度改革的试点法院，一年前，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印发《关于推行新型合议庭审判制度的指导意见（试行）》，在全省选择了30个基层法院、6个中级人民法院，试点推行新型合议庭审判制度。

    按照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合议制是人民法院最基本、最主要的审判制度，合议庭是其审判组织形式，10多年来，在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人民法院三个五年改革纲要中，均有合议制改革的身影。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完善主审法官、合议庭办案负责制，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研究室有关人士在谈到进行新型合议庭审判制度改革的初衷时表示，长期以来，合议制运行中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合议庭管理行政化色彩较浓。

    传统的审判方式是以行政化为结构的审判方式，法官办完案件要层层上报副庭长、庭长、副院长、院长批，甚至有的案件最后还要上报审判委员会决定。“审理案件的人不判案，判案的人又不审理案件，这种模式就是行政化的表现。”

    另外，院长、庭长通过行使签发裁判文书、要求合议庭再次合议等权力，对法官施加压力，对合议庭所办案件进行实质性审查，致使合议庭无法真正行使审判权，审判委员会通过研究讨论案件，可以直接改变合议庭的意见，形成最终裁判结果，这些做法都带有浓厚的行政色彩，不符合审判规律，容易导致“审者不判，判者不审”，审和判相脱离。

    《关于推行新型合议庭审判制度的指导意见（试行）》中详细规定了这项改革试点的工作目标和基本原则。试点进行一年来情况如何？是否真正实现了法官办案的“去行政化”？实现真正的“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还有哪些障碍？中国青年报记者近日走进相关试点法院，近距离感受改革试点带来的变化。

    办案小组弱化了审判管理的“行政化”

    23115件、108人，这是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2013年受理案件的数量和在一线办案的法官人数。

    “我们是全省受理案件最多的基层法院，案多人少的矛盾非常突出，全院有审判资格的审判员、助理审判员155人，在一线办案的法官占总数的近七成，还有一些法官不在审判业务部门，在综合部门如政治处、信访科、技术科工作。”金水区人民法院副院长田保忠介绍说。

    案件数量的剧增、涉诉信访压力、严格的法官办案绩效考核迫使他们思考现有审判制度存在的问题：审判力量条块分割、资源配置不科学的问题，导致案多人少的矛盾凸显，行政化管理与审判管理混杂，使得管理错位、监督乏力，法官责任心不强，缺乏职业发展动力和空间，工作积极性受到制约，人才流失严重等。

    金水区人民法院决定进行一种以办案小组组长负责制为核心的改革，弱化审判庭庭级架构，缩短管理链条，建立以办案小组为单位的审判团队，以前是法官单兵作战，现在转为团队集体协作。

    朱志勇是民二庭的审判员，2013年4月，院里决定成立新型办案小组，全院的审判员都可以自愿报名担任办案小组组长，他报了名。

    “原来那种一审一书（一名审判员带一名书记员，记者注）的办案模式效率太低。”他对记者说，“从领取新收案件起，给当事人送达、联系当事人这些工作都得我和书记员一起做，没有办法，我一人一年要结案近300件，一个书记员根本跑不过来，我必须得做这些审理案件的辅助性工作。”

    等到案件开庭，庭里其他法官不了解他承办的案件案情，遇到一些必须适用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审理的案子，找两名人民陪审员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审理完了，他写好裁判文书，经过副庭长、庭长、主管副院长三级批准后签发。

    “新型办案小组就不一样了，我们每个小组有3个法官、3个书记员、3个司法辅助人员，分工明确，法官只负责审判事务，书记员负责领取新收案件后的送达、联系当事人、庭审记录等工作，司法辅助人员负责订立卷宗、报结案件、裁判文书上网、归档等工作。”朱志勇说。

    新型办案小组审判运行方式为：院里将案件直接分给小组，小组组长根据案件性质、难易程度在小组内二次分案，简单案件由另外两名审判员或助理审判员适用简易程序独任审理，接受小组长业务指导和监督，存在重大分歧的案件作为疑难案件，适用普通程序由小组长担任审判长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合议庭坚持组成人员同票同权、少数服从多数原则。特别重大、疑难案件由小组长提交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小组长对小组所有案件负全责。

    朱志勇所在的民二庭有两个办案小组。目前，金水区人民法院的所有审判庭、两个派出法庭和综合部门都成立了办案小组。

    朱志勇对记者坦承，当时报名心里也有些压力，“毕竟要对小组承办的所有案件负全责，和之前单独承办一个案件，最终裁判文书由主管副院长签发的感觉很不一样。”

    在他看来，审判管理行政化的最大弊端是权责脱离、效率不高，有的法官会想：反正是你领导审批的，马虎点也没问题，最后总有人扛。

    改革是否不够彻底

    已经运行了一年多的金水法院新型办案小组制度目前还是裁判文书三级审批，办案小组组长将主审法官写好的裁判文书交给庭长审批，庭长审批后由主管副院长签发，“减少审批层级，由办案小组组长直接报给主管副院长，不经过庭长这一级审批是下一步的努力方向。”田保忠对记者说，“改革刚刚开始，步子还不能迈得太大，多一道把关，也有好处。”

    记者采访的多名办案小组成员都表示，对取消裁判文书层层审批制度持保留态度，“这种制度的存在有一定的合理性，对于防止错案发生，提高案件审判质量有作用。”

    张艳是金水法院民三庭的助理审判员，也是民三庭的办案小组成员，在她看来，副庭长、庭长审判经验都比她丰富，“我担任审判长审理的案件，写好裁判文书，交给小组长看过后，会再写一份简明扼要的案件审理报告，一起报给庭长、主管副院长，审批时间不长，一般都在3天内，审批后改变合议庭意见的情况很少见。”

    与金水区人民法院新型办案小组依然存在案件裁判文书层层审批的做法相比，洛阳市涧西区人民法院专业合议庭主审法官的改革更彻底些。

    2013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下发《关于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试点方案的通知》，确定了几个中级人民法院作为试点，涧西区人民法院的上级法院——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是试点法院之一，《洛阳市涧西区人民法院关于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的实施细则》目前已经获得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准。

    根据这份实施细则，区法院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的核心是：破除法院审判管理的行政化色彩，让拥有审判资格的法官全部参与一线办案。

    “用行政规律主导法院审判肯定是不对的，现在改革就是要回归审判规律，才可能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涧西区人民法院院长刘宏伟说。

    刘宏伟告诉本报记者，涧西区人民法院拥有审判资格的法官共有57名，在审判一线办案的有30名，“院领导有10名，还有退居二线的7名，还有一些抽调到其他部门协助工作的。”身为基层法院院长，刘宏伟坦承，“自己要承担的行政性事务太多，根本没有时间在一线办案。”

    在涧西法院的改革试点方案中，院长、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全部参与新型合议庭，属于合议庭成员。副院长李玉琴2013年担任合议庭审判长审理了10多个案件，这位擅长未成年人案件审判的法官告诉本报记者，“担任少年法庭庭长时还能在一线审案，当了副院长，审理案件的机会很少”，审批案件时，合议庭法官会把案卷材料、庭审记录拿来给她看，但无论多少文字材料，都没法把我带回到庭审现场，“最真切的感受，只有开庭的法官才知道。”

    丁继军是民二庭副庭长，也是审判金融纠纷团队的主审法官，取消了案件审批，自己签发裁判文书的这一变化，让他感觉“权责不对等的问题，现在初步解决”。现在，审判长要对所有案件质量负责，他必须更谨慎了。

    改革还需要哪些保障

    李启昱是金水区人民法院柳林法庭的副庭长，同时也是柳林法庭办案小组组长，他告诉记者，以前当合议庭的审判长，只是需要在开庭时了解案件基本情况，看看承办法官写的案件审理报告，其他的都交给承办法官，现在当办案小组组长需要对所有案件负责任，每周还要抽出半天时间，和小组里其他两位法官讨论一些有分歧意见的案件，投入的精力和付出的劳动量都比以前多。

    “区里很支持我们院的新型办案小组改革试点，拨了钱，新型办案小组的办公设备都是优先配置的。”李启昱说。

    身为基层法院派出法庭庭长，李启昱目前享受副科级公务员的待遇。在郑州，一个副科级公务员年薪不到5万元。“如果待遇能跟上那当然最好。”

    田保忠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新型办案小组改革试点一年多来，像朱志勇这样的小组长因为办案成绩突出，都从审判员提拔为副庭长，“但是，行政级别还没有解决，有些问题，基层法院是解决不了的。”

    “改革似乎缺了一块，就是保障机制。”刘宏伟说，在他领衔起草的《关于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的实施细则》中，专门有会同相关部门建立与法官的权利和责任相适应的法官保障机制，增强职业尊荣感、建立专项保障奖励制度的内容。

    “我们专门给区委、区政府打了报告，希望给予财力支持。”刘宏伟给中国青年报记者看了2014年3月10日涧西区区长董炳麓的批复，“此次涧西区法院被最高院确定为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试点院，区政府及各部门都要支持好区法院的改革工作，特别要做好经费保障、专项办案奖励、办公条件改善等方面的工作，确保改革试点工作顺利进行。”

    对于下一步的打算，刘宏伟表示，继续打报告，争取财力支持，把改革试点做好，法官独立审判案件保障好，提要求才能有底气。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研究室有关人士在总结河南法院新型合议庭试点工作时表示，从合议庭外部要建立人员分类管理和法官员额制度，借鉴《深圳市法院工作人员分类管理和法官职业化改革方案》，将法官作为第四类别公务员，单独按照法官职务序列管理，以法官等级定待遇，将法院工作人员划分为法官、审判辅助人员和司法行政人员，对各类人员实行不同的管理制度，建立法官员额制度，综合考虑案件审理的工作量、人员素质等因素，合理确定法官数量，将业务素质较高、审判经验丰富的审判人员确定为法官，提高法官的收入和待遇，提高法官的职业尊荣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