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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同是科研人员出身，同是2012年中国创新创意大赛的一等奖获得者，以新型复合材料碳纤维吸引风投眼球的王浩静和以儿童心脏瓣膜技术打动了众多评委的金磊，经历了不同的发展困境。
前者曾经谈投资谈到“心灰意冷”，自己的技术创新不入煤老板们的“法眼”；后者宣称自己的企业“从来不差钱”，却被卡在监管部门的审批上，眼睁睁看着外企一点点蚕食中国市场。
在参赛的将近4000只队伍中，王浩静和金磊属于挺到最后为数不多的胜出者。“这个比例有一定代表性，但不能完全代表现实中科技成果实现转化的成功率。”王浩静告诉记者，“不过，这也是中国科技创新的一个缩影。”
在4月23日举行的青年科技工作者创新驱动发展座谈会上，这个话题依然被与会的专家学者以及企业家代表频频提起。放弃了优厚的待遇和优越的科研条件，最终选择创业的金磊坐在会场的角落里，静静听着人们的发言。每当有人讲到自己的心坎儿上，这位创业进入第15个年头、头发有些发白的科技工作者，紧锁的眉头才稍稍有些舒展。
青年科技工作者是最具有朝气、最富有活力的，是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主力军、生力军
在这场以“青年科技工作者创新驱动发展”为主题的座谈会上，金磊是少数几位已经从青年走向中老年的与会者。
15年前，他在他的博士生导师朱晓东院士的多次邀请和鼓励下，放弃了美国的优厚物质待遇，卖掉美国的房子和车子回国创业。他在长城脚下创办佰仁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填补了我国生物心脏瓣膜技术方面的空白，成为世界上拥有牛心包生物心脏瓣膜自主核心技术的两三家公司之一。
随着国家综合国力的增强，越来越多留学国外的科技工作者选择像金磊这样回国发展。一份数据显示，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2013年年底，中国共有各类出国人员305.86万人，现在144.45万选择回国，其中有72.83%的人选择回国创新创业。
“从这个趋势来看，大量在海外留学的青年人才现在已经找到了自己努力发展的方向，认为中国目前是他们施展才华很重要的舞台。”科技部信息中心主任胡晓军表示。
38岁的李学龙是中科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瞬态光学与光子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3年前，他放弃了英国伦敦大学的终身教职，选择回国投身科研事业，虽然年轻，却已是国际图像处理和模式识别领域有着重要影响的中国学者之一。
国外的科研经历，让他在对比中看到了中国科研环境的巨大变化。回国前，他在伦敦大学时还需要去学生实验室里，用一大堆学生的机器算一些结果。而回国后，当有需要时，他可以“直接去买设备，拿了五台回去”。
“只有我们国家现在对科研人才这么重视。”李学龙说，“现在软件、硬件环境都很好了，最缺的是创新。”
2012年7月的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首次提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并将其明确写入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
“我们青年科技工作者是最具有朝气、最富有活力的，是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主力军、生力军。”科技部信息中心主任胡晓军指出。他表示，青年和创新在历史上从来就有天然的联系。实践证明，代表我们国家原创科技的技术发明奖，大部分主要由青年科技工作者完成。
在西安光机所大概40个人中，李学龙称自己是团队里年龄最大的。出席座谈会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邓中翰，2004年便以卓越的科研工作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据了解，中国科研经费将近7000多亿元，在全世界排在第二，中国的专利也是全球排在第二的。但同时，中国的科技成果转化效率非常低。教育部《中国高校知识产权报告（2010）》统计，中国高校的专利转化率普遍低于5%。2013年年底，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晓强在“中国经济年会”上透露，我国的科技成果转化率仅为10%左右，只有发达国家的四分之一。
再不松绑，中国创造就要胎死腹中了
面对这么多优秀青年科技工作者，很多中国人常常自问：“中国能不能诞生乔布斯？”但后面往往跟着一个悲观的回答，就是诞生了，能否生存下来也难说。
金磊“填补国内空白”的产品即将停产了，生物心脏瓣膜在中国的相关部门一批就是五六年没有结果。
有的即便是获得了国家相关资质证书，但是把科技成果在各地申报物价，还要走上“漫长的一段路”。博奥生物集团有限公司总裁程京就曾遇到这样的难题。 “这是给科技创新开绿灯呢，还是敲丧钟？” 他很纳闷，“对一个高科技企业来讲，它花三五年研发，花三五年等，再等，它就死了。”
“再不松绑，中国创造就要胎死腹中了。”致力于搭建科技人员与企业之间对接平台的中科网董事长张立福有些着急。
“创新本质就是要实现经济增长。”胡晓军说。他指出，要从过去的资本和劳动力等要素驱动转变为主要依靠技术进步、劳动者素质全面提高，需要管理的创新和制度的创新，同时经济社会发展要演变为通过全社会的知识不断积累、创造和应用，实现国民财富的增长和国民福利的实现。
据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法律与知识产权部总经理张雪红介绍，我国在第一代、第二代移动通信发展过程中，我们的企业采取了跟随策略，尽管我们国家拥有全球最大的网络规模和用户规模，可是我们民族工信产业的发展却始终受制于人，市场占有率微乎其微。而第三代、第四代移动通信标准制定机遇来临时，我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TD标准参与国际标准的角逐，进而带动了民族产业全体突破，使得无线移动通信成为我们少数几个具有国际竞争力和行业话语权的工业领域之一。
寻访最美青年科技工作者一定会影响到一代人
像李学龙一样，很多70后成长的年代，科学家是理想中的首选职业。
“但是我感觉科技工作者的地位跟三十年、五十年以前比起来好象也没有太大的提高。”有人感叹说，“我是说从群体选择这些方面，愿意当明星的人很多，愿意一夜成名的人很多，主动选择当科学家的人，至少在青少年中有这样理想的人比较少。”
随着青年科技工作者创新驱动发展座谈会举行，首届“寻访最美青年科技工作者活动”同时启动。据介绍，该活动由共青团中央和全国青联指导，中国青年科技工作者协会和中国青年报社共同主办，中科网协办。活动将通过举办一系列座谈会、展示会和分享会等，团结、凝聚和发现一批优秀青年科技工作者，为当代青年树立可亲、可敬、可信、可学的榜样，积极促进青年投身创新驱动发展。
胡晓军对最美科技工作者有着自己的理解。他认为，在建设我们创新国家征途中，要寻找那些具有浓烈爱国情怀、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坚韧不拔地行进在探索科学知识、推动技术创新道路上，并且已经取得优异成绩的一些青年科技工作者，为全社会年轻人树立标杆，并且以此为契机营造一个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良好社会氛围。
最美科技工作者身上应有的“使命感”与“责任感”，让归国创业的金磊特别认同：“追求财富是一个企业家的最重要的目标，但是没了使命感和责任感，就变成了一台生钱机器”。
另一位创业的科技工作者陈继锋眼中的“最美”科技工作者，最需具备的能力是有真正的客户意识，懂得市场需求，还有就是要有韧劲，漠视一切困难。
邓中翰院士想起了自己读书时的故事。“当时我就是一张白纸，正是参加挑战杯使我瞄准了一个点，这个方向引导我从大学到研究生，到硅谷做科研，特别是回国以后持续创新，能够在这个方向继续发展。”他说，“我想这样一些工作、这样一些活动对于青年来说影响是一辈子的，寻访最美青年科技工作者一定也会影响到一代人。”
本报记者 宣金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