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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4位不到30岁的青年，轮番在主席台上谈起当下时事热点和流行文化时，十几位坐在台下的领导干部“惊呆”了。这一幕发生在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一个被称作中国航天发祥地的地方。
如同美国宇航局前局长所感慨的那样，“中国航天最厉害的，不是它取得的像载人航天工程这样的巨大成就，而在于它所拥有的一大批年轻科学家和工程师”。那些四五十岁的领导干部、曾经的航天少帅，对此深有感触。
位于北京南苑的研究院，至今还保留着不少从上世纪中叶留下来的苏联式建筑，人们很难想像，在这样一个古朴的地方，每年要运出一枚枚把嫦娥、神舟送入太空的火箭；走进这里，会惊叹这个中国航天的发祥地不满足现有成绩、“自我革命”的勇气，不管是研究室，还是车间，随处可见写着“二次创业，市场化转型”的标语，浓厚的改革气息扑面而来。
而担任这一次创业主力军的就是被老一辈航天人推向讲台的年轻人，当国家在深化改革大潮中乘风破浪时，这批年轻的“火箭人”扛起了新一轮改革大旗。
又到年轻人大显身手的时候了
王立早已记不得上次听到抱怨是什么时候了，回忆过去两年，这位研究院十五所三室主任印象最深的是一个电话。电话打来时，已是晚上10点半，任务内容是第二天早晨8点前把一份报告交上来。
那时，王立和不少同事刚加完夜班回到家中，再把同事叫回去通宵赶报告？他于心不忍，于是，挨个打电话跟同事说，第二天早晨6点到单位赶报告。大家都爽快地答应了，更让他没想到的是，第二天早上没有一个人迟到。那是3月的北京，早上6点天刚蒙蒙亮。
就像一声发令枪响，二次创业口号一出，研究院的年轻人又“拼”了起来。用该院长期从事运载火箭总体设计工作的高级工程师陈海鹏的话说，就像接到一个新的火箭型号一样“兴奋”——
根据统计，研究院十五所三室的人员，去年平均出差4～5个月，全年人均加班近500小时。而这其中出差时间的计算，只涵盖了任务型号发射期间的驻外时间，还不包括3～5天的短差。
这些加班加点的年轻人清楚地知道，这是他们大显身手的时代。
2008年，研究院设立创新基金，根据统计，6年来，共有94项课题获得立项，其中86%以上课题由青年员工负责完成。青年员工累计完成专利受理登记620项，获得专利授权累计150项。
早在2007年，研究院建院50周年之际，一个被概括为“新老交替、整体年轻、长期超载、整体疲惫、发展放缓、整体转型”的阶段特征就成为该院上下的共识。
该院党委书记梁小虹还说了这样一句掷地有声的话：要把研究院改造、改革成一个面向市场主体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一流企业集团，“要积极改、主动改、认真改、早改早主动，晚改晚主动，不改就被动”。该院随后开出了“二次创业、市场化转型”的药方，这其中还包括了“体制重建、机制重造”这样的药引，其药劲之猛可见一斑。
接下来一个要回答的问题就是，谁去重建，谁去重造？
青年。
青年人善于适应“改变”。用该院航天万源实业公司党委书记沈汝源的话说，谁都害怕改变，至少是习惯于改变前的状态，要对抗这种惰性，最好靠那些习惯还没形成或是还没陷进去那么深的年轻人。毕竟，“改革是青年一代比之于其他各代的根本属性和显著特征”。
于是两年后，在研究院纪念五四运动九十周年座谈会上，梁小虹首次提出并阐述了“青年是二次创业主力军”的论断，其后不久，这样的说法还被写入了该院党代会的报告中。
自此，“一代人要干一代人的事”，“不改革，非青年”的改革势头，便在这个建筑群整体色调并不显眼的地方形成一道靓丽的风景。
当年轻人的活力遭遇改革阻力
当然，对任何一家企业而言，从战略上每改变一步都需要花费极大的功夫，甚至还会遭遇阻力，何况是对这个有着3万余人，隶属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的中央企业单位。然而，正是改革浪潮中青年人特有的活力和创造力，与改革过程中遭遇的阻力，这两者所碰撞出来的火花，是整个过程中最可圈可点之处。
王立就在这种大改革的巨变中经历了明显的角色转变。
从前，作为一名国家队科研人员，他常常把“国家经费”挂在嘴边，如今他张口闭口谈的是“使用成本”，前者是老国企伸手要钱，不追求效益的固化观念，后者则是市场化以及对客户、民众服务的新思维。
不仅如此，以前王立干型号赶任务从来都只有“上下游”的概念，平时和这两者沟通也是“分任务”的形式，“给一个任务单了事”，如今，他要面对的是，白纸黑字版的市场规则，在任何口头协议达成之后，他都要和“客户”们签合同。
随着二次创业之路越走越远，王立感到一种“规则”意识正在建立起来，好在，年轻人更容易接受和适应这种“条条框框”，相应地，市场化转型之路也在铺开。
根据研究院2012年党代会年会报告，该院从2002年至2011年，10年来，不含已划转单位，资产总额、净资产、总收入、利润均实现翻两番以上。“航天，对GDP和民生贡献不好说”，这个此前被外界频频用来形容航天企业的说法怕是站不住脚了。
尽管王立所在的研究室并非独立法人机构，却有着公司的模拟身份，对公司转型来说，这得益于该所一个被称作模拟公司化运营的机制，这意味着，像王立这样的年轻人有什么新的想法，可以大胆尝试，直接和外面谈合作，而不必通过老体制逐级汇报而延误了“市场”时机。
“你只负责精彩，组织负责安排”
沈汝源曾担任研究院团委书记，他十分清楚年轻人到底需要什么——一个舞台，一个机会。一个可以让他们充分展示自己才华的舞台，和一个实现自我价值的机会，“你只负责精彩，组织负责安排”。
这句话做起来却不简单，其背后有着研究院一系列青年工作的支撑。
航天企业把年轻人“压”到重要岗位上，对公众而言并不陌生，从载人航天工程，到嫦娥探月工程，每有火箭送卫星的时刻，人们就能从电视镜头里看到这些挑大梁的年轻身影。
根据研究院的统计，该院35岁以下的青年近1.5万人，占在岗员工的54.1%，截至目前，该院作为型号领军人物的两总系统平均年龄为45岁，作为骨干的主任设计师队伍平均年龄为38.5岁，科技人员平均年龄35.3岁。
这样的机会，在干部的提拔任命上也有所体现。
根据研究院统计，2012年竞聘选拔干部占干部提任数量的57%。而以该院总体部为例，近9年，该部有53名青年人才走上了领导干部岗位，166名青年骨干成为正、副主任设计师。
最近，研究院团委书记孟祥辉在团委工作中又增添了新内容：如果哪个单位的党政一把手或党委副书记给中层以上人员授课，内容适宜团委书记，他便带各位书记上门集体求学。
“变‘被动’听讲为‘主动’求学，切实感受各单位在改革大潮中的应对之策。”他说。与此同时，作为研究院团组织应对院市场化转型的一个重要举措，一款手机App“团聚——一院团组织新媒体服务平台”正在着手开发。他说，这个平台是基于移动互联网的迅猛发展，瞄准青年对手机上网的浓厚兴趣，把院属各单位团组织工作统一纳入这个开放的平台。
“要为青年的发展扫清一切障碍。”研究院党委副书记罗晓阳告诉记者，改革需要创新，颠覆旧模式是思路，而他们作为“老”的航天人从不回避所谓阻力和障碍问题——
年轻人愿意改革，老人不愿意怎么办？
面对如此敏感的话题，罗晓阳却不假思索地说，“我们的改革首先要做的就是领导做表率，不能思想僵化，被组织惯性推着走！”
研究院的一份文件里也回答了这样的问题，翻开文件，其第一条意见是“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第二条就是“各级领导要坚定不移做思想解放的先行者”，里面提到“各级领导要旗帜鲜明而不是模棱两可，要舍我其谁，而不是事不关己，要身先士卒而不是畏缩不前”，其中的“旗帜鲜明”、“舍我其谁”和“身先士卒”还专门加粗示警。
在研究院，这份落款时间为2014年1月的小蓝本几乎人手一份，其引语第一句话即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我国未来七年的深化改革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
在梁小虹看来，这个小蓝本不外乎研究院对全面深化改革要求的一份行动纲领，让人欣慰的是，这一次，青年扛起大旗走在了改革最前沿。
本报北京4月26日电
本报记者 邱晨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