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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济南市中心医院的急诊内科病房17号病床上，张书才老人到2014年4月30日，已经整整躺了599天。
他的病床最靠近门口，每次病房的大门被整个推开，就会将他的病床挡住一半，也把他整个人闪在门背后的阴影里。因为年岁太大，加上骨裂的后遗症，他的床下，没有一双鞋子。他“无法下床”，甚至“坐都坐不起来”。
其他病人的床前，三三两两，围着各自的家属，只有张书才，是自己一个人孤零零地躺着。
和病房里的其他病人比起来，他倒更像个流浪汉，看上去体重不到100斤，花白的胡子足有3寸长，耷拉在下巴上，身体瘦小干瘪。他呼吸的时候，胡须一颤一颤的。
这位82岁的老人，在护士长眼里， 早就能出院了，应该回家养着。
“一年零六个月啦。”这位急诊科钉子户，口齿清晰地说出。
急诊科几乎所有的护士们，都能说得更准确一点：张书才是2012年9月6日上午11点，被大明湖派出所送到医院来的。
当时，这个脏乱不堪的老人，没有任何证件，没有任何家属，身边陪着的，只有120的医护人员，左腿髋部骨裂。他说自己叫张书才，当时80岁。中心医院给他开通了“绿色通道”，免费治疗和检查。
老人身上那件“太脏”的衣服，被换成了医院的病号服，自此再也没换回来过。
每天早上7点，值班的护士拉开窗帘，离窗子最远的他，最后一个被窗口铺进来的阳光洒在身上。
他的视力还不错，平时能借床头灯的光亮看看报纸，听力却已经不太好了，人们同他说话，要就着他的耳朵，尽量提高音量。
过大年的时候，这位躺在床上的老人，能隔着窗户，听到外面放炮的声音。他已经在这张17号病床上，寂静地度过了两个新年、两次生日。现在，还不知道是不是还会过第三个。
张书才有个小收音机，耳机早就丢了，电池盒的后盖也不知道被扔到什么地方去了。为了不吵到病房里的其他人，每次听新闻的时候，这位老人都会把收音机的功放喇叭，掖在被子和枕头中间，凑在耳朵边上。
最近，电池的电量不是很充足了，这让他不敢再随时打开收音机了。他没有钱买新电池，他对记者提了个小小的请求：“能帮我买两节电池吗？”
傍晚的时候，一位值班的护士把装在塑料袋里的馒头，放在他右手边的床头柜上。
张书才没有着急吃，他说，吃饭也不过是为了让自己腹里不饿罢了。
起初，护士们拿自己的钱给他买饭吃，后来，医院专门给他这样的“三无病人”（无钱、无家属、无住址）发了一张饭卡，“从门诊部走财政拨款”，用于给他买饭，由值班的护士给他送过去。
“每天三餐大概是20来块钱”护士小曲说。有一个专门的笔记本，放在急诊内科走廊柜台的抽屉里，里面记载了这500多天，张书才每一顿饭的具体内容和花销。笔记本三分之二的页数已经写满了。
除了张书才，急诊内科另外两间病房里，还各自躺着两个处境差不多的病人。老向有一点精神障碍，是被家人“丢在急诊室”的；老李的亲人都联系不到了。他们俩都有些意识障碍，无法和人交流。
年龄最大的张书才，也是这3位“三无病人”中住得最久的。
“你寂寞吗？”
“哎呀！”听到“寂寞”这两个字，这个原本平静躺着的老人，突然一边叹着气，一边大喊了一声。他眨着眼，冲着墙扭过头，放在被子外的左手，下意识地用力拍打床沿。当他再扭回头时，灰色的眼睛瞬间蒙上一层水雾，但很快缓了过来。
老人口中嘟囔了几个不成意义的单字儿，最终什么也没说出口。
在他那间有着6张床的急诊病房中，隔壁床的患者们来来去去，张书才“不认识”他们，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和这些陌生人攀谈。这位老人觉得，自己想聊的话题，他们“不会感兴趣”。
他只认识那些照顾他的护士。“小曲”、“小张”，有的常给他打饭，有的每天早上帮他擦脸、剪指甲，男护士小曲定期给他擦洗身上，使他“没有长过褥疮”。
但这是急诊科，那些穿着制服的年轻人还得工作，从早到晚，她们都忙忙碌碌地从他身边经过，没有多余的时间和这个老人说闲话。
闲得无聊了，他就观察病房里的其他病人，听别人和陪床的亲友聊天说话。
他曾经喜欢钓鱼，能在市郊的小河边捧着鱼竿一坐就是一天。他喜欢喝酒，下棋打麻将“样样都能来”。这些过往的爱好，现在，都已经被关在急诊室病房的窗户外头。
对着中国青年报记者，这位老人絮絮叨叨地描述自己刚听到的新闻，“十八大”，“中央巡视组”，他的眼睛亮晶晶的。但张书才最爱跟人聊的，还是自己住院的原因。
“就因为一句话！”回想起受伤那一天的经过，这位老人声音高了起来，细细的手臂挥舞了几下，在宽大的病号服袖子里直晃荡。
他描述两年前的那个秋天，自己是如何在一家小饭店里，正好好坐着和朋友聊天，却被人“蛮横”地呵斥了一句。他不满，站起来跟人理论，对方竟然上前踢了他一脚，老人当时就跌在地上爬不起来了。最后，还是附近宾馆的服务员，搬了把凳子让他靠着，还帮他报了警。
张书才反复地说，在公安局得“给个说法”之前，他不能出院。只要那个踢伤他的人被抓到了，他就是“上街要饭”，也不会再给医院“添麻烦”
“医院不是养老院，我一直住在这里，是坑了人家中心医院呢。”他清清楚楚地说着。
但实际上，这位老人已经无家可归了。派出所查不到他的户口信息，他提供的那个户口所在地的地址，现在住的是别人。
他年轻的时候和妻子离了婚，如今，几个将近50年没有见过父亲的子女，不愿意接他出院。
甚至，当他头一次说出自己还有子女的事情时，医院的人惊呆了。
用医院保安史处长的话说，如果病人“没有直系亲属可以照顾他”，医院就能把病人移交给民政部门，但现在按照规定，张书才老人既然有直系亲属，“民政部门不会接收”他。
张书才回忆了好久，才记清楚，自己和前妻离婚那年，大概是1965年，但老爷子已经说不清楚，那究竟是“40年前”，还是“50年前”了。这些年里，他再也没有见过自己的几个孩子，也没有抚养过她们。
“让我叫这个爸爸，我都不好意思叫。”他的二女儿说着。她原本以为，自己的生命中再也不会出现父亲张书才的名字了，老人的外孙甚至表示，一直不知道还有这么个外公。
张书才的前妻回忆起来的，也都是他喝酒打人的事情。
“一开始他就不该说自己有子女，说了人家谁还管你，反正也没有户口和证件。”当医院和当地电视台，千方百计找到老人的二女儿时，这位已经65岁的老太太说。“如果没说，政府就会管起来了，现在光逮住俺俩了。”
她十来岁的时候，父母就离婚了，法院把她的大姐和小弟判给了父亲，她自己和三妹跟着母亲，但她听说，父亲把判给他的两个孩子，丢给了她的奶奶照料，后来，弟弟20岁出头就没了，前些年，大姐也没了，她甚至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死的。
张书才的小女儿曾经去过几次医院，看望这位50年没有见过的父亲，给他留了几瓶啤酒，几包香烟。父女两人头一次在医院里相见时，甚至没有认出彼此。
他费力地侧过身，拉开右手边床头柜的第一层抽屉，里面放着几个矿泉水空瓶子，上面搭着五毛钱，还有一张字条，上面用签字笔写着中央巡视组的电话，和他小女儿的手机号。
老人在抽屉的一角翻动着，不一会儿，找到了一颗氧化得发黑的牙齿。“这是我在医院这段时间掉的。”他翻来覆去看着这颗牙齿，又把它小心地放了回去。
床头柜上面摆着的，几乎都是不怕摔的餐具。塑料杯子里插着一只吸管，方便他坐不起来的时候，一歪头就能喝到水。柜子上靠墙放着一瓶蛋白粉，上头摞着一盒茶叶。这些都是小女儿给他买的，不过，那瓶蛋白粉他“不怎么爱喝”。
隔壁病房81床的老李，却再也没有别的亲人了，那位62岁的老人，送进医院后一直神志不清，说不出话，就在他住院的这些日子，一直照顾他的哥哥跳楼自杀了，现在，医院虽然听说他还有别的亲人，却联系不到他们。
提起这些“急诊病房钉子户”，医生和护士们也很无奈。起初，他们还能联系到张书才老人的子女，后来，联系方式换了。一位护士表示，从来“没有见过他女儿来”、“听说都是夜里10点以后”。
“我没有养过她们小，现在也不用她们养我的老。”提到孩子们，张书才硬气地说着。
有时候，这个在年轻时几乎得罪了自己所有亲戚的老人，会梦见前妻和女儿，还梦见过多年没有联系的亲妹妹、叔伯兄弟。
偶尔他会失眠，半宿半宿地躺在黑暗中，听着隔壁床病友的呼吸声。如果碰上整个急诊内科病房里，只有张书才一个人，四周一片寂静，他会静静地“想事儿”。
夜深人静，老人拉上床围子，把自己围在病房的墙边，偷偷点燃了小女儿给他拿来的香烟，一片黑暗中，只能看到烟头微弱的红光，不断明灭。
本报记者 张渺文并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