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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下旬，第12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在广东顺德揭晓：余华凭借《第七天》荣膺“2013年度杰出作家”，其他五大奖项也各有其主。仅隔数日，该奖提名委员会委员、书评人涂涂就撰文批评“大奖给了最低谷的余华”。（《新京报》4月29日）
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已走过整整12年，如今确实是对它进行反思并以期再出发的一个契机。该奖在国内第一个邀请国家公证人员参与评选全过程、实行评委记名投票制、终评会议向记者开放并全文公布现场讨论实录，这些都有助于形成一种透明、清新的评奖文化。
这一奖项实行推荐评委和终审评委的两级评审架构，早期推荐评委由海内外30余家知名华文文学媒体的主编担任，后来逐渐过渡到11位提名委员；7名终审评委在前者的提名基础上再行筛选，有增补提名作家的权限。纵观2011年和今年的争议，都和终审评委动用增补权限、两级评审的评选结果分歧较大有关。
2011年，魏微和欧阳江河因终审评委的两次临时增补动议，而进入奖项提名并最终胜出，但当时与会的不少记者认为，二人在上一年度的文学表现并非最佳。今年，余华是在黄永玉、阎连科、西川、韩少功、洛夫这五位提名候选人之外，因终审评委马原的临时增补动议，而进入候选名单并最终以微弱优势夺冠。
这几年，该奖的初评和终评出现日益扩大的分裂——可能由于名作家们在不断被祛魅，以文学记者和编辑为主的初评提名委员往往更为严苛，终审环节的作家评委对同行的创作甘苦反倒充满同情，频繁动用增补“特权”，使得评奖标准在作家的“年度表现”与“整体表现”之间严重游移。
在我看来，11名初评提名委员的人数、地域等可以适度扩大，初评和终评应增进了解与互动，主办方在必要时也不妨主动进行一些关于这一奖项科学性与美誉度的严谨调查和再评估，以确保终审评委对增补权的使用是审慎的。而在公布终审现场讨论实录时，即使囿于篇幅，也应像前几年那样选摘终评评委的原话，而不是像今年这样选择性地转述评语——这样，连哪几位评委投了余华的反对票，都难以一目了然。
从今年开始，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永久性落户顺德。笔者全程观摩了今年的“文学中的南方”论坛，主题不可谓不应景，可当来自外地的知名作家们，就南北语言的差异对写作的影响进行略显晦涩的学理性辨析时，五位顺德作家中终于有人站出来表达不满——他们认为，作为“中国家电之都”和“2013中国百强区第一名”，顺德的外来工人口超过100万，“工业题材”才是“南方文学”落实到顺德时最应探讨的议题。
放眼看去，青年学者梁鸿的非虚构力作《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和摄影师焦波的纪录电影处女作《村庄里的中国》这几年相继走红（前者恰好获颁华语文学传媒大奖“2012年度散文家”），这也表明，文学艺术虽然不一定要直接地书写和介入社会现实，但转型时代的城镇化变迁与东南沿海地区的工业巨变，的确是这个时代的写作者们的一大创作资源。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未来邀请的名作家嘉宾，理应有兴趣有资本与顺德同行聊一聊他们至为关切的“工业文学”，让顺德作家和学生、市民等各阶层各有其实质性收获。
展望未来，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只有不忘初心、顺势变革，才会赢得持久的尊重与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