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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自贵州省大方县一个贫穷的农村家庭，现在是武汉职业技术学院一名大三学生。在我6岁上小学一年级时，已经开始独立承担家务。有一次，我在洗碗的时候，不小心把一锅开水全洒在了身上，留下了很多疤痕，从此我心里一直很自卑。
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姐姐考上了初中。家里实在负担不起，爸爸妈妈想让姐姐退学，看着姐姐蹲在角落里偷偷地哭泣，我忍着泪水对妈妈说：“妈妈，让姐姐先去读，我还小，以后还有机会。”
第二年，11岁的我到了贵阳打工，给别人卖臭豆腐。体重不足60斤的我，每天挑着30多斤的担子上街叫卖。每个月有100块钱的工资，我舍不得花，全部攒起来寄给了家里。
一年后，我回到学校继续读书。爸爸把我转到了徐本禹老师支教的那个学校，正好上徐老师教的五年级。徐老师得知我是打工后回去上学的，怕我基础差跟不上，经常给我补课。他还常常开导我，不要因身上的疤痕而自卑，我心里充满了对徐老师的感激。徐老师生日那天，我很想向徐老师表达我的心意，但是身上没有一分钱。最后，我偷偷跑到小店，赊了一个两元的蛋糕，送给徐老师。徐老师却含着泪把蛋糕分给了同学们吃。
每次上课，看到讲台上徐老师消瘦的背影，过着那么辛苦的生活，还努力地想把知识都教给我们，我就默默地对着大山发誓，一定要好好读书，走出大山，将来像老师那样去帮助他人。
农历6月19日那天，我和村里的同学早早地去学校补课，可徐老师很晚都没来教室。正准备出去找时，一辆车开进了学校。徐老师双眼通红地从车上走下来，他从背包里拿出笔和纸，低着头，蹲下写了他的地址和电话号码，递给我说“以后有什么困难就给我写信或打电话，千万不要再放弃上学。”听到老师有些颤抖的声音，我好像明白了什么，攥紧双手，鼻子一酸，眼泪夺眶而出。徐老师又从口袋里掏出200块钱，塞在我兜里说：“我答应给你免学费的，钱你拿着，我会回来看你们的。”
这时同学、村民们都聚集到了学校门口，很多人躲在一边哭出了声音。徐老师没有说话，两眼红肿，默默地转身进了车里。我们跟在车子后面，一路上追着哭着。看着车子消失在远处，那一刻，我心里像被抽空了一样，一下失去了依靠。
徐老师走后，我们班从原来的46名同学减少到11名，我谨记老师的话，继续上学，而且更加刻苦。那年我以全村第一名的成绩考上初中。
这一别就是6年，徐老师又去了更穷的大水乡、非洲支教，而我开始上初中。在这期间，他托其他志愿者一直关心着我。后来我考上市重点高中——毕节民族中学，徐老师每学期都给我寄500块钱的学费，常常给我打电话或者写信，帮我排忧解难。高二时，徐老师还去学校看我，问我想考哪个大学，我笑着对老师说：我要考你的母校——华中农业大学。
高三那年，妈妈被查出癌症晚期，医生说妈妈只有3个月的时间时，我觉得世界瞬间崩塌了。我跑到医院楼顶，双膝跪地，哭着拨通了徐老师的电话，电话里的徐老师也在抽泣，他安慰我说：“好好照顾你妈妈，勇敢地去面对生活。”徐老师又请本禹服务队的志愿者给我妈妈寄去1000块钱买补品。我牢记徐老师的话，一边认真准备高考，一边带着母亲四处寻医。高考后，在妈妈最后一个月的日子里，我日日夜夜守在病床边。可是无论我多么努力，妈妈最后还是走了。妈妈下葬后，我想弃学去打工，本禹老师坚持要我读大学，并鼓励我填报武汉的学校，说好有个照应。后来，我考入了武汉职业技术学院。在我为学费发愁时，他又拿出5000块钱给我。去年8月，徐老师担心我脖子的疤痕影响以后的工作和生活，又联系社会好心人士替我做了免费修复。
一直以来，徐本禹和徐本禹们给予了我太多的帮助。上大学了，我觉得我应该兑现诺言、回馈社会。我加入了本禹志愿服务队，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志愿者。我在周末和同学一起去盲校、去福利院，看望老人，陪瘫痪的大姐学英语。2012年7月，我申请参加了贵州支教团，我把戴着耳钉的叛逆男孩、穿着暴露的无知女孩拉回了课堂；我像本禹老师一样挨家做家访，我用自己的经历告诉他们读书有多重要。
我的生命因为徐本禹老师变得丰富和美好，我希望我有能力让更多的生命因为我而美好！
（康胜美，“本禹志愿服务队”贵州受助学生代表、武汉职业技术学院大三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