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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机场走贵宾通道是最显示“院士身份”的事情
铁路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梦恕并不介意“晒”出他的收入。
他1995年当选院士，当时每月的“院士津贴”是200元，几年后上调至每月1000元。迄今为止，1000元仍是全体两院院士享受的月度津贴标准。80岁以后的两院院士成为“资深院士”，不再拥有院士选举的投票权，但另外领取“资深院士津贴”，每年1万元。
王梦恕当选院士时，工作地点在河南省，按照省里的文件规定，他每个月还能领到500元的技术津贴，直到他离开当地。
目前，他的工资关系在中铁总公司，作为副总工程师，他的月薪不到两万元。此外他兼任北京交通大学教授，建了一个实验室，该校每月给他发放5000元的补贴。很多学校请他兼职，他同意了，但只让对方负担往返差旅支出，其他一概不要。
“我在整个院士里面，算是高的。”王梦恕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
他向记者举了个例子，农业领域的一位院士，妻子早已去世，孩子又常年看病，家里十分寒酸。有记者去拜访，这位院士说，不要报道我的生活情况，否则让年轻人一看，院士都这么穷困，更不愿意学农业了。
王梦恕坦言，当选院士以后，很多人找上门来。只要他肯调到南方某个单位，所在省份每月会发给他一万元补贴。有人请他做项目顾问，一个项目报酬十几万元，他不敢去“顾问”。有个城市成立“院士办公室”，请他开会，他提了一点意见，该市官员掏出一个布袋子，说是他的“顾问费”，他估算里面“起码十万元”。但他拒绝了，“这不是整我吗”？
他觉得，确有个别院士表现很不好，使院士群体的形象受损，但社会上对院士的认识，“误解多于理解”。
“我觉得社会上对院士的误解很大。”北京大学原校长周其凤院士也对中国青年报记者感慨。
比如有传闻说，院士享受“副部级待遇”。周其凤指出，国家对院士是有优待，但绝对不是副部级待遇。政治上，院士能看到副部级官员的内部文件吗？生活上，院士享受不到副部级的住房标准，也没有专车接送。医疗上，国家会安排院士体检，但医院不会按照副部级待遇来为院士服务。副省长到医院去看病，跟院士能一样吗？
他能想到的优待之一是，凭借院士证，乘飞机时即使不买头等舱，仍可进入贵宾室候机。他认为，这体现了对知识分子的尊重，“这个过分吗？”
北京大学拥有众多院士，该校住宅小区有“院士楼”，院士的住房标准是140平方米。据周其凤介绍，北大前校长陈佳洱、许智宏院士以及他本人，都住在那里。北大院士也没配备专车，如果哪位院士需要帮助，学校会为他派车，但提出要求的院士实际很少。很多院士宁可打出租车。师生能够见到，陈佳洱院士在80岁以前，都是骑自行车出行。
而王梦恕所能想到、最能显示自己“院士身份”的事情，也是在机场走贵宾通道。但在他工作的铁路系统，就没有这个待遇。
他有时去北京交通大学，先坐地铁到西直门地铁站，再花5块钱坐个“黑三轮”。有次一个老师发现了，对他说，您是院士，这多危险啊！
54岁的数学家、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袁亚湘院士，建议记者到著名数学家王元、杨乐院士家里去看看——看看他们的住房条件就知道，院士没有什么特殊待遇。袁亚湘当年求学时，王元、杨乐就已赫赫有名，但他们目前的生活条件，还不如一些年轻学者。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吴文俊院士，也没有专车。
袁亚湘记得很清楚，中科院实施“知识创新工程”之前，研究员们的工资很低。要涨工资了，他这一代学者提出，希望每个月能涨1000元。而王元院士表示，我们涨1000太多了吧？涨800就够了。
袁亚湘感慨：“这些科学家多淳朴！”
他说，院士里面肯定有不合格分子，但是任何一个群体都会有害群之马，现在需要警惕，不要把院士群体妖魔化。
袁亚湘还认为，一些省份为了政绩，鼓励“引进”院士，“你来我们省，我可以给你个别墅”。在一些行业或地方，给院士副部级待遇、“少将待遇”。他认为，院士制度自身需要改革，但是要制止这类不合理现象，更需要管住的是那些部门，而不是院士本身。
院士退出制度一直存在，院士退休是个伪命题
在聊起院士制度究竟如何改革之前，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原校长顾秉林首先提醒记者，院士问题上，社会上还存在着一些误解。
很多人在关注“院士退出”，顾秉林说，院士退出制度一直存在，事实上也在执行。他1999年当选院士，据他所知，已有数位院士或者自动、或者被要求退出。
他认为，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如何做得更好”。
2013年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点到了院士制度改革。在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章节提出，“改革院士遴选和管理体制，优化学科布局，提高中青年人才比例，实行院士退休和退出制度”。
袁亚湘说，任何一个普通公民触犯法律都要受到制裁，院士如果出现问题，当然也应退出，这个很容易理解。
两院院士章程规定，当院士的个人行为触犯国家法律，危害国家利益或丧失科学道德，违背院士标准，有不少于5名院士书面提议，要求撤销其院士称号时，由其所在学部常务委员会受理并审议后，通过所在学部全体院士投票表决，可作出撤销其院士称号的决定。
华东理工大学原校长陈敏恒曾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上世纪90年代，他指导的博士胡黎明出现了论文抄袭丑闻，而他本人也是抄袭论文的署名作者之一。2000年，按照章程，经院士投票，中科院撤消了陈敏恒的院士称号，并在2000年的院士大会上公布。
但是，对于“院士退休”一说，很多院士表示费解。 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成员、“嫦娥三号”探测器系统首席科学家叶培建院士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院士退休’是个伪命题。”
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分别是国家设立的科学技术方面、工程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属于终身荣誉。叶培建指出，院士既然是个荣誉称号，不是一个工作岗位，就没有“退休”一说。退休，应该是从工作岗位上退休。
“就像一个人是劳动模范、战斗英雄，不能说他老了，就把这个称号撤掉。院士也是一样的。院士是对一生的科技方面的评价。”周其凤也指出，如果一位院士不符合标准，可以取消称号，让其退出，但退休是另一回事，它是一个行政上的概念。
叶培建指出，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文件规定“院士不退休”。但客观来说，很多单位不愿意让院士离开单位，这样能够“替本单位说说话，多申请项目”，因此院士在工作岗位上退休的很少。
这些单位的主要依据，是1983年国务院发布的《国务院关于高级专家离休退休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其中提到，“学术上造诣高深、在国内外有重大影响的杰出高级专家，经国务院批准，可以暂缓离休退休，继续从事研究或著述工作”。
此后，对杰出高级专家暂缓离退休审批，都是由原人事部报请国务院批准。1991年起，这项审批授权给原人事部，不再报国务院批准。在1992年发布的《关于杰出高级专家暂缓离退休审批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中，原人事部明确，“杰出高级专家”中包括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93年起，“学部委员”改称“院士”。
“据我所知，科学院也在讨论，想提出具体的年限，到了一定的年限以后，本单位延聘你，你也别干了。各单位也不要去聘了。”叶培建说，但这项工作归口人事部门，科学院或工程院没有这个权力，院士们也大都不在两院工作。
不过，一位要求匿名的中科院院士对此不太赞同。他说，在很多国家，一位教授退休后，可能很快会被其他高校聘走，这是由市场决定的。为什么要加以行政干涉？
王梦恕也认为，“有本事人家就请你，没有本事人家也不理你”。
另一方面，周其凤提醒，不要过于强调“院士队伍年轻化”。他说，院士毕竟是个终身荣誉称号，而且强调“年轻化”有年龄歧视之嫌。
另一位不愿具名的中科院院士对记者说，“院士退休”之说提出后，在他所在的学部，很多六七十岁、还没“资深”的院士有点“紧张”。他们很关注的一个问题是，“退休”到底是什么意思，会要求他们立即从现在的岗位上离开吗？他们还会不会有院士选举的投票权？这位院士认为，如果大家依然拥有投票权，能够决定院士称号的归属，在现有的环境下，各单位仍然不会“答应”院士们退休。院士制度改革，绝对不只是这些高级专家们“退休”或“待遇”的问题。
去年，农工党中央提交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的一份提案，是“关于我国院士制度改革的建议”，其中指出，从世界范围看，院士增选基本上被界定为科学界内部的事情。而在我国，院士增选“与很多科学以外的事情联系在一起”。
本报记者 原春琳 张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