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烟之难 难在行业利益难舍弃

    中国烟民究竟有多少？三年前的官方统计就说超过3亿了，几乎赶上了美国的总人口数，是当之无愧的全球第一。但是我觉得3亿这个数字还是保守的。至少，对烟民这个概念，似乎并无统一标准。平均每天吸几支算是烟民呢？盖洛普前两年的调查数据显示：10个中国人中经常抽烟的人数为2.5人，偶尔抽烟的人数有0.5人，而60%的中国男子宣称抽烟，女子则为3%。其实，真抽烟的女性应该不止这个比例，只因其中许多人不好意思承认而已。

    有这么多人抽烟，说明当下国家层面的控烟政策和具体工作尚有进一步改进的巨大空间。总体而言，这些年的控烟工作，成效是有的，但问题依然不少。今年是《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在中国生效8周年。显然，对这么一个国际公约，中国是必须积极履行的，效果却令人十分遗憾。如前所述，目前吸烟率仍居高不下，二手烟影响也难说减弱，烟草广告变换方式存在的情况也未绝迹，控烟立法及其实施效果尚需观察。

    吸烟及其危害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公共问题，控烟政策无疑是一项重要的公共政策。而政策制定涉及众多利益主体，它们从各自的利益出发，以各种方式相互发生关系。而政府治理国家和社会，必须处理好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关系。有人说，烟草行业每年为国家创造了巨大的利税收入；殊不知，国家、社会以及个人因烟草而付出的公共卫生和医疗、健康成本，却远超过烟草利税。换言之，烟草行业的社会效应是一个负值。

    问题是，有效控烟真有那么难吗？其实不然，下决心处理好公共利益和行业利益之间的关系即可——连“壮士断腕”都算不上，毕竟政府用于消解烟草危害的公共卫生支出远大于所征烟草利税，这一进一出的简单账目，谁都会算。可以说，难不在“控烟”，而在“下决心控烟”。这显然是两个问题。

    作为控烟成效比较好的地区，美国纽约市最近再次调高允许买烟的年龄下限。报道称，纽约前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在结束其第二个任期前，于去年11月19日签署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法案：禁止21岁以下年轻人买烟。时隔6个月的等待期后，这项法律于今年5月18日生效。根据这项法律，不仅21岁以下者不得买烟，任何人如果无法提供证明自己年龄的有效证件，也无法买烟。卖烟者递出烟盒前，需扫描购烟者身份证，确认身份的真实性。而且，这项法律还适用于其他形式的烟草和电子香烟。

    多年前，我的一位三十多岁的同事在美国买烟，就曾吃过闭门羹。尽管店主是位华裔，尽管他也发现我那位同事早已“成年”，但对不起，忘了带护照，就绝不卖烟给你，无法通融，除非修改法律。这里的关键，显然不是那位华裔店主“觉悟”有多高，而是人家执法有多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真正需要借鉴的是，控烟效果不取决于你有多少“办法”，而是你如何对待那些“办法”。

    早在2011年年初，媒体就披露了有关方面的一个控烟报告，其结果显示，中国控烟五年来的效果是“基本失败”的——该报告对控烟履约的政策执行只打了37.3分。时任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国家控烟办主任杨功焕女士强调，当前国内仍然存在控烟和反控烟的激烈博弈，形势不容乐观。

    举个例子：按照《烟草控制框架公约》规定，2009年1月所有卷烟制品包装要印上不低于面积30%并且可轮换的健康警语，包括骷髅头像等警示图标。可实际情况呢？现在已是2014年了！按有关规定，国家烟草专卖局是香烟包装的批准和敦促执行单位，何时将骷髅头像或烂心烂肺警示图标印上香烟包装，由该局最后决定。要知道，国家烟草专卖局和中国烟草总公司，其实就是一个机构两块牌子啊！你让它“壮士断腕”，可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