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棒球命运下的“梁氏家族”

    到北京的火车，梁友义坐过很多次。一次是1950年，因参加了震惊中外的“两航起义”，（当时的“中航”与“央航”在香港起义）年轻的梁友义得以来革命大学“学习”；另一次是1959年，“下放”到广东省肇庆山区植林的他，被解放军棒球队“相中”，来北京执教以参加第一届全运会；这一次，87岁的他和老伴儿从上海坐了一夜卧铺，只为在中国棒球联赛重启的当口一字一顿地说出：“希望在我有生之年，能看到棒球在我国普遍发展。”这句话，他的哥哥们说过，他的父亲，被誉为“中国棒球之父”的梁扶初在暮年时也说过。

    梁友义5岁前的记忆里，充斥的是樱花的味道。父亲梁扶初是旅日的广东中山人，1905年，梁扶初与自己的4个亲兄弟，一起参加了由横滨华侨组成的“中华棒球队”，“那时候，他们真的很苦，每天都要先训练才上班，不然，也不会在有57支队伍竞争的横滨棒球联赛中两次夺冠。”在棒球运动发达的日本，这群华侨青年创造了奇迹。

    1932年，日军侵占中国东北，梁扶初带着家小愤然回国。从牵着爸爸的手登上轮船后，梁友义的生命里从此抹不去黄浦江浸在城市里的潮湿气息。旅日华侨，这样的身份让在上海闸北区担任公安局长的梁扶初受到各方瞩目，“日本人希望爸爸成为他们在中国的代理人，军统则随时监视着我们，以防爸爸投敌。”那段日子梁家终日的恐慌，在梁友义的记忆里被浓缩为别人摆在家门口的那颗闪着寒光的子弹，“华界被逐渐占领，从闸北到虹口到曹家渡，我们已经退无可退。”

    战时的尘烟难以遮蔽市井平凡的暖色，梁家摆了场喜宴。在弟弟大婚喧嚣的杯盏声和夜色的掩护下，梁扶初跳上外国轮船，连夜逃往香港。“从那时起，我们就常年天各一方，和爸爸在一起的时间不是很长。”梁友义记得“那是1937年阴冷的冬天”。

    书信往来从此成为父亲见证儿子们成长的方式，墨水勾勒的“棒球”两个字就是父亲最具象的关切，那些从小耳濡目染的棒球名词逐渐成了父子间私密的暗号，直到某一天，在香港带棒球队的梁扶初，竟然从报纸上看到家书中 “专有”的信息，他开始对回乡有了更现实的期待。

    1939年，重庆平明动物园举办了一次动物标本展览，其中，采用国际书写格式的“猫熊”标本最受关注，但由于当时中文的习惯读法是从右往左读，所以参观者一律把“猫熊”读成“熊猫”。这个有趣的名词顺着长江漂进了几个“好活动”的少年心里，“几个十六七岁的广东同乡在弄堂里组织了一支垒球队，用最时髦的‘熊猫’作队名，我们4兄弟集体加入，队伍的实力提升不少。”梁友义回想起13岁的自己，脸上的皱纹都笑成了花，“一开始是打垒球，场地小，器材便宜”，后来渐渐打出了名气，上了报纸，“少年组已经有了夺冠的实力，但成人组还是上不去。”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棒垒球赛事只有“洋人”能办。葡商队、英法美队员组成的西人青年队和菲律宾的武士队等外籍队伍，压得熊猫队在甲组只能露出“尖尖角”。

    “我们的教练是个葡萄牙人，我们调侃他是‘敌人的教练’。”梁友义跌进了回忆的细枝末节。1945年，一封家书让身在香港的梁扶初看到了抗战胜利的希望，他登上了回家的轮船。到沪后，梁扶初到熊猫队自荐当主教练，带着这群热爱棒垒球的热血青年开始征战上海滩，“爸爸一来就加强训练，不到两年，我们已经能冲击冠军了”。解放前，熊猫队迎来了黄金时期，“连年称霸，打败了所有外国人的队伍，包括日本。”

    熊猫队的战绩让无法忘却8年疮痍岁月的中国人感到振奋，但梁扶初却为一枝独秀而伤神，“一支队伍再好，没有人才作后盾，总有一天会垮掉。”凭借当时熊猫队的影响力，梁扶初自掏腰包，在队员的帮助下发起公开招募，办起了有四五十支队伍参加的龙虎杯联赛，“当时刚解放，上海的海外影响还比较深，棒垒球大家很快就能接受，更何况，这是中国人自己办的比赛。”

    不足两年，作为一名复旦大学法学院政治系的学生，梁友义注意到，花哨的十里洋场，颜色渐渐变得单一，越来越强调“质朴”，除了抹去女人唇上的口红，也让梁扶初风光无限的龙虎杯没了生机，“棒垒球？有钱人家的子弟才玩儿的玩意儿”。

    如日中天的熊猫队也零星地散了，这一次，离开的是孩子，留守的是父亲，蓝色墨水描绘的是思念的声音。留在沪上，梁扶初潜心研究棒垒球教学，汇集出版了我国棒球史上第一部系统的专业著作《棒垒球指南》，并免费分赠给全国大中学校和棒垒球工作者。除了1954年，受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将军邀请，入川担任了一年西南军区棒球队教练之外，梁扶初余下的棒球生涯全都献给了上海棒球队。而当年那些孩子，有的迁了城市，有的去了海外，梁友义作为中国航空公司的见习生随总部去了香港，和原来的队友组建了香港熊猫队。

    在动荡的时代，人是随风漂泊的树叶，中国民航事业的几经辗转，让梁友义始终飘在上海之外。直到1958年，“解放军队听说广东肇庆山里有个叫梁友义的，棒球打得好”，梁友义才从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转变为心无旁骛的棒球教练，并从上世纪80年代起专心致力于校园棒球的传授与推广，“我的哥哥们也一直在从事与棒球有关的工作”，其中，先后在家乡中山坚守棒球事业的梁友德和梁友文，堪称中国棒垒球的功勋元老。

    “‘中国棒球之父’是别人封的，我并不愿接受，相信在爸爸之前，中国还有普及棒球的前辈。在我眼里，爸爸只是一个乐于为棒球奉献的好教练。”虽然梁友义恳切地否认，但梁扶初“棒球育人”的信念，已经根植在梁家子孙的基因里，即便到了第三代，棒垒球依然是这个家庭的主要话题。

    梁友义从上海第59中学退休后，与一位原熊猫队队员和一位退休老师一起在闵行四中当技术指导，谈起去美国为学生捡二手球托运了一整箱的经历，梁友义收起了微笑，“中国棒球确实有段艰难岁月，现在环境好一些，但爸爸说想看到全国插遍棒球旗帜的景象，现在还是问号。”窗外，北京的街灯很亮，梁友义用满是皱纹的双手揉了揉眼睛，不知是否回想起了梁扶初在睡梦中病逝的1968年。

    本报北京5月24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