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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就是上了贼船。”进入农业领域创业3年，北京青蔬园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创始人之一薛朴如有了如此的创业感受，她与合伙人在北京通州近郊承包了200亩地，种养了30种以上的蔬果和畜禽，初步实现了自己的田园梦，也深感到农业路的“蜀道之难”。
另一位致力于农业有机农产品研发的徐亚南在奋斗了15年后，才感觉总算熬过了苦日子。她投资上千万元研究农业有机肥，评估价值为3000万元的技术在研发成功之后却面临着“有价无市”的状况，为了普及这项对整个农业都有益的技术，徐亚南想到了用技术换产品的方式，也就是农民免费拿到肥料，丰收时再归还等值的农产品。
此外，一篇记述农业创业经历的文章《巴山农夫：3000万元的农业项目如何落败》在互联网上热传，巴山农夫创始人董生辉坦白地写下了在生态农业里摸爬滚打一年的经历。虽然阶段性的失败很大原因是由于投资方资金链没有跟上，但字里行间谈得更多的是农业创业的经验和特殊性。
这些人并不是种地出身的“新农人”，放弃城市生活，选择到乡下去耕耘土地，用他们的高学历和新观念改变着这个最古老的行业。中国青年报记者在与几位新农人的交流中，“苦”是聊天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时不时夹杂着对农业创业能否成功的怀疑。在食品安全不破不立和农业整体落后的今天，他们选择进入这个领域创业，迎接他们的却没有想象中的美好。
前端：坐在写字楼里谈种地靠谱吗
新农人的共同点是他们坚持的观念，即摒除过量使用化肥、农药，尊崇作物自然生长规律，回归中国传统上“慢慢来”的种植节奏。具体的种植工作还是要依靠雇佣技术顾问和农民完成。薛朴如的团队聘用了经验丰富的技术顾问，本以为只要做好监督工作就可以了，可现实告诉他们没那么容易。
首先，租来的土地并不能直接耕种，必须先改良土壤、调节土壤酸碱度等，再加上基础设施建设，这就要花费3～5年时间。也就是说，在开始的几年内农场收获基本可以忽略不计，人力和维护成本却需要不断投入。
找到非转基因、生产性很好的优良种子也很困难。等到把种子撒到土地里时也不是万事大吉了，灌溉、施肥、收割，每一步都需要精准的节气安排。培育好的苗晚了几天定植，就不会长出东西，它才不管你订单发没发出去。好在，这些种地的经验有技术人员指导。
真正不可控的是自然环境，这是董生辉最深刻的认识。在山区种地大多数还是要看天吃饭，比如去年的雨水多，曾经连续下了一个多月的雨，采收的时候又连续晴了一个多月，这对蔬菜的品质有很大影响。薛朴如的农场也遭遇过冰雹，导致土地减产。
此外，令他们没想到的是，更牵扯精力的是和所雇佣的农民打交道。在管理整体素质仍然较低的农民时，现代企业里那一套方法统统用不上。
巴山农夫的3000亩基地中，有1/3是农民自己的土地，按照协议，农民只要按照公司的要求和标准种植，公司就负责回收。可实际情况是，农民为了产量会偷偷施用化学肥料，由于面积太大，公司又没办法全程监控。如果不回收不合格的产品，农民就会去告公司违约，甚至会拉帮结伙到公司闹事。而在农场的土地上，雇用的农民因为有固定工资，往往很懒散，天天监督也不现实。“虽然很恼火，却也得罪不起。”董生辉说。
已经不做巴山农夫的董生辉仍时常出入各生态农业论坛，和诸多新农人交流，有时他怀疑：“一堆城里人坐在写字楼谈种地的事儿，靠谱吗？”他认为，新农人大多数没有农业技术，他们的优势是在营销、推广等后端，可是对于农业来说，没有过硬的产品，哪里来的后期营销。
徐亚南走访了很多生态农业企业后发现，除去那些资金很充足或找到良好模式的企业，大多数中小型生态农场都在“熬”。
后端：高端新鲜的产品堵在路上
当带着泥土芬芳的农产品从地里采摘出来时，就到了新农人发挥优势的时候了。新农人会淘汰掉不合格的蔬菜，选择或精美或朴素的包装，让每一个初级农产品都变成用心打磨的产品。但如何把这些新鲜蔬菜运出去是个难题。
据了解，运输农产品分为长线物流和城市内物流两部分。物流最重要的是保持恒温和稳定，但现有的生鲜物流根本跟不上生态农业的需求，自己做物流对资金需求极大，中小型生态农场肯定力不从心。董生辉当初选择和物流公司合作，虽然有合同约束，要求运送期间全程冷链开启，但是司机往往为了省钱而途中关上几小时，货损率平均达到40%左右。董生辉认为，相对稳妥的做法是自己组建物流车，尽管前期投入大，但如果是决心扎根农业，这个投资是必然的。
可是，农产品极低的附加值使得中小型生态农场并不敢大手笔投入。
曾有一度，薛朴如脑中的价格标尺全换算成了一斤一斤的蔬菜。一亩地的租用成本是每年1500元，一般能收获700～800斤菜，一斤菜即便价格翻倍有时也只能挣两元，再算上人工、肥料等支出，能否持平还是个问号。
在推广方面，虽然人人都期待吃上好的农产品，可真正愿意从兜里掏出更多的钱还需要点勇气，毕竟这是必需消费品。于是，新农人支起了摊点，采取先尝后买、口碑营销的策略，先做起来品牌再说，薛朴如、董生辉都靠创新营销和口口相传积累了不少客户。
中国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在农业方面却没有拿得出手的品牌，这也是最令徐亚南痛心的事。要打造出值得信赖的品牌，她认为一定要从高端人群入手。目前，她与海南一家游艇俱乐部合作，借助高端平台进入市场，然后再做品牌推广。
外部：说好的家庭农场政策呢
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到“家庭农场”的概念，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
这则消息着实让北京青蔬园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另外一位创始人丁瑞永兴奋了一阵，农业创业的明天很美好，国家的关注和支持将会大力帮助他们这样的中小型生态农场尝试者，创业者不能倒在黎明之前。
今年2月27日，农业部农村经营体制与经营管理司司长张红宇专门介绍《农业部关于促进家庭农场发展的指导意见》有关情况，包括：建立家庭农场注册登记和认定制度；引导农村土地流向家庭农场；涉农财政补贴向家庭农场倾斜；加强金融保险服务；提高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
然而，在现实情况中，丁瑞永还是很难感到这个“给力”的政策。基层政府倾向于支持大型农场，最重要的生鲜物流跟不上、贷款没有抵押、土地流转年限过低等，政策中似乎并没有考虑到他们遇到的这些切实困难。
不仅如此，想要在农场中盖一些基础设施也常常受限。青蔬园想要盖一些基础接待设施，可乡政府要求必须盖彩钢板房子，彩钢房子与农场整体风格不搭调，不如不盖。如果要盖大棚，则需要到乡镇政府、区农委、规划局、土地局等地办一系列手续，半年时间才能批下来，这让他们望而却步。
新农人都没有土地，土地租价成为控制成本的关键要素。例如，青蔬园的土地租价为每亩1500元，董生辉的土地租价为每亩300元。整体看来，大城市周边的土地价格高，运输成本低，山区的土地价格低，可是运输成本高。
还有一点也令诸多新农人感觉头疼，他们在推广自家产品的过程中，普遍感受到我国生态农产品市场混乱，诸如“生态”、“有机”、“原生态”等标签随便贴，缺乏具有公信力的组织认定，顾客购买时也是雾里看花。
巴山农夫曾经想在富硒产品里面做一个标杆，可了解发现，东北、河北、全国到处都在做，品类非常乱，他们去参加两年一度的硒微量元素大会，请专门研究硒的专家当顾问。结果是越了解越发意识到做农业专业知识性太强，拿硒来说，只有有机硒才对人体有益，欧美明令禁止把硒叶面肥喷到植物上，因为硒叶面肥转化成无机的亚硒酸钠后植物吸收不了，人体摄入后难以转化成为祸患。“说到容易，做到就太难了，这些都是靠非常专业化的技术才能实施的。”董生辉感慨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