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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行业一是要继续大规模兼并、联合、重组，二是可委托文化企业进行托管，三是在市场竞争中，优胜劣汰。一些中央部委和高校的出版社，受体制影响，改制后做大做强有困难，需要采取一些政策措施。”
日前，由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指导，中国全民阅读媒体联盟、中国新闻出版传媒集团等联合主办的“书香中国万里行”襄阳站活动来到湖北省古城襄阳。中国出版协会理事长、原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在活动中担任全民阅读“红沙发”系列访谈嘉宾，并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畅谈出版改革与全民阅读。
柳斌杰于2007年4月至2013年3月担任新闻出版总署署长。他上任之初，就以勇于改革的形象为人所知，并曾提出“改革要跨越思想观念和部门利益两大障碍”、“让民营文化企业更好参与新闻出版业发展”等针对文化体制改革的观点，还曾因此获评“2009中国改革十大年度人物”。
2013年3月，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和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合并为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引发了人们对“大文化部”的猜想。对此，柳斌杰曾在去年全国两会时向本报记者透露，“大文化部”条件尚未成熟，预计在“十二五”期间不会成立。
在本次活动中，柳斌杰首次公开谈及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部门运行现状：“我认为，大部制改革方向是正确的。将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电影等在行政管理上进一步打通，十分有利。现在存在的问题是，由于合并不久，业务层面还各自运行，需要一段时间磨合，5年后或将有新的设计。”
柳斌杰曾说：“一个领域出现机构职能重叠的情况，如果实行大部制能解决问题,当是改革应有之义。”在本次访谈中，他以同样实行大部制改革的交通运输部作比，“海陆空统一管理后，建立起了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并说：“改革到更高层次，就是政治体系改革和执政能力的现代化。”
据悉，我国出版业早在2002年就开始了体制改革。党的十六大报告正式区分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要求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创新服务方式，深化内部机制改革，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出版业正是属于后者。
改制十余年，出版业近况如何？柳斌杰说，目前，除了人民出版社、民族出版社、中国盲文出版社、中国藏学出版社等4家出版社保留事业体制外，其余已经全部完成改制，形成了中国出版集团公司、中国教育出版传媒集团、中国国际出版集团、中国科学出版集团等26个大型出版集团。其中，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长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等9家已成功上市。
柳斌杰说：“凡是转企改制到位的出版社，国家都实行了持续多年的税收优惠政策，第一批迄今为止已经享受了十余年，并仍将延续5年。有的出版社仅此一项就积累了数十亿资本，发展非常好。”
记者了解到，在不久前召开的中国出版协会六届四次常务理事会会议上，身任协会理事长的柳斌杰曾提到，目前中国出版业面临的问题是，部门所有制、地方所有制、单位所有制并存，很难形成统一市场。
在本次访谈中，柳斌杰提出：“有些出版社改制后，内部机制没有激活，产品开发没有力量，发展不够。”
对出版社下一步的改革计划，作为出版家的柳斌杰提出兼并重组、委托管理、优胜劣汰等三点。
随着出版业的高速发展，中国现在已成为世界上出版图书最多的国家之一，但全民阅读水平依然落后。“据统计，犹太人平均每年读60本书，欧洲国家为16本，而中国人不到5本，在农村有的还不到1本。”柳斌杰说，“倡导全民阅读，它会改变中国。”
据悉，今年1月9日举行首场“红沙发”系列访谈时，柳斌杰就担任访谈嘉宾。他透露，自己一直在全民阅读领域推动3件事——出台全民阅读法律法规，建议国家成立全民阅读指导委员会，设立读书节。
柳斌杰向本报记者介绍了国家对全民阅读的支持：立法层面，“公共图书馆法”从2007年起已连续多年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工作计划；国务院正在出台“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条例初稿已草拟完成，正处于修改阶段。
政策层面，中央和地方已经累计投资近500亿元，完成了全民阅读的基本布局，尤其重视农村和社区等基层民众的看书问题。“农家书屋，每个行政村每年补助2000元用于买书；一些发达地区的城市，推广公民读书券制度，由市民自行购买。这些政策将会继续保持并完善。”
以襄阳为例，自2012年首届“书香溢襄阳”全民阅读活动开展以来，每年财政专列40万元资金提供财力保障，在全市开设了141个流动图书站、10个图书漂流站；还每年拿出1000万元专项资金，开办“阅读走廊”、“草根大讲堂”等文化活动。
柳斌杰自述一年读书多达200余本，平均一天多就读一本。“已经把读书自觉地变成生活方式”。他说：“书积累了人类智慧，读书是一个思考、吸收、消化的过程。新闻信息可以通过新媒体获取，而一个人的文化素养必须通过读书来养成。一个不读书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要通过读书来增强改变中国的力量。”
“书香中国万里行”襄阳站是继北京、青岛之后的第三站，之后，还将赴苏州、贵阳、深圳等地继续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