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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文坛闹得沸沸扬扬的“方柳之争”，起源于湖北省作协主席、作家方方5月25日的一条微博：“我省一诗人在鲁迅文学奖由省作协向中国作协参评推荐时，以全票通过。我很生气。此人诗写得差，推荐前就到处活动。这样的人理应抵制。”
方方在质疑该诗人的同时，还贴出其诗作“国民党共产党，开天辟地。讲习所黄埔军，众志成城。陈独秀孙逸仙，国共合作。蒋中正毛泽东，兄弟并肩”，供网友公开评判。
方方并没有直指其名，但网友通过搜索，立刻把人物锁定至湖北籍诗人柳忠秧。柳忠秧也不甘示弱，随即在微博上发表言辞激烈的“郑重声明”反击，并称已聘请律师，将于近日把方方告上法庭。
这已不是一场单纯的文学论战，柳忠秧略显粗俗的回复和网民聚众而来的围观，使“方柳之争”的发展渐渐脱离了事件本身，向着互相叫骂的不归路一骑绝尘。为此，中国青年报记者专访同济大学教授、批评家朱大可。他一言以蔽之：“话语暴力和秽语现象，已成中国大众文化的一种重要景观。”
记者：你对“方柳之争”的事件本身怎么看？
朱大可：柳忠秧的问题有两个：一是“跑奖”，在没有完成调查之前，我无从谈论。二是其诗作的文学水准，我想凡具备高中文化程度的，都能作出准确的评判，无须提供专业意见。
记者：方方是湖北省作协主席，柳忠秧自称“无业游民”，所以也有人形容这是一场庙堂和江湖之争，对此你怎么看？
朱大可：用我自己的概念表达，这是“国家主义”和“流氓主义”的交锋。有趣的是，柳忠秧的文章大量使用“文革式”语言，被许多网民斥为“流氓语言”。但它在当年却曾经是国家正义的象征。而方方是现行国家文学制度的代言人。就话语风格而言，这是前国家主义和现国家主义的穿越式冲突。
记者：柳忠秧曾因其诗作《岭南歌》参加广东省作协推荐鲁迅文学奖初评没有通过，而写了一封“万言书”，列举了一些主流媒体和专家学者对这首诗的溢美之词，其中不乏“史诗”、“世界文学史罕见”等评语。有人说这是文学界和评论界的集体堕落，你怎么看？
朱大可：“奖”是一种坐席，不仅是荣誉，还是权力和利益链条的一部分。权力腐败已经渗透到每一个角落，文学场也不能免俗。“方柳之争”只是文学奖案系列剧的一个续集而已。“分管”灵魂的文学圈利益有限，跟其他腐败领域的获利性完全不对称，但文学奖还是成了众人扑食的对象，这的确有些令人费解。套用李商隐的诗句，就是“此奖可待成画饼，只是写手皆惘然”。
记者：在这次“方柳之争”的微博中，能看到很多反对方方的网民“顺便”过来开骂。网络事件一经发酵，部分网民往往不能理性对待，而是发展成粗话脏话连篇、只站队不讲理、人身攻击等，甚至连名人也不能幸免。5月28日，出版商张小波讽刺作家陈村为儿子代写小说，双方随即互相揭短掐架；2013年，崔永元和方舟子因为转基因玉米开骂，周立波和徐峥因为南北幽默的争吵，姚晨和董路因为柴静的骂战……你觉得此类现象的病因是什么？该怎么治？
朱大可：中国现在是一个教养缺失的国家。它的传统礼数和西式教养，都在“文革”中丧失殆尽，“流氓”大规模生长，“贵族”则荡然无存。改革开放后的全民经济运动，悬置了教养问题，用“五讲四美”之类的政治口号加以替换。事实证明这种替换是无效的。
互联网时代，匿名加剧了言语的粗鄙化，虚拟空间里的教养比日常生活更差，秽语横行，把公共平台变成公共厕所。但这两年的新情况是，负有盛名的精英人士，也不惜用秽语彼此问候。
如何有风度地面对网络论敌，是所有中国人的难题，也包括我本人在内。目前可能生效的节制方式，是后台的秽语自动过滤机制，也就是把被认定的秽语，自动换成星号。尽管这治标不治本，但至少可以剔除部分常见的习惯性秽语，维持有限的语言清洁。
记者：不仅网络如此，现实中的粗鄙也屡见不鲜，像“中国游客”，在世界上成了粗鄙的代名词。你曾说“中国人把粗鄙当豪情，把无知当朴素，把暴力当革命，把失礼当率真，把低俗当可爱，把仇恨当爱国，又把无耻当成了反叛……到1976年底，中国人的教养已经荡然无存”。你对理想中的教养是怎么定义的？
朱大可：作为种族文明的个人表达，教养是礼貌、风度、修养、德行和健康心理的混合体。教养要求我们展开内省，明辨自身的社会角色，在捍卫主体自由的同时，尊重他人，也包括其他生物的权利和感受。做一个有教养的中国人，远比做一个有钱的中国人重要。教养应当与独立、自由、正义、诚信和个人尊严一起，成为国民的核心价值。
教养和国家发达程度呈正比关系。它是文明的旗帜，并据此展示民族的精神高度。只有教养指数高涨的民族，才具备区域和全球领导力，并承担维系国际秩序的使命。而对于无教养的国度，任何华丽的“盛世叙事”，都只能是自我陶醉的幻梦而已。
记者：那该用什么方式来重建教养？
朱大可：话语暴力和秽语现象，已成中国大众文化的一种重要景观。如何让公共争论符合三个标准——理性、机智、有教养，这是一个大难题。我觉得我们这几代人基本上是没治了。
真正根治的地点，不是成人把持的互联网，而是小学教育的前沿。开设教养课、领取教养学分、举办教养大赛、评选教养少年，以人类共同价值为标准，慢慢教化年幼一代，让他们学会有教养地表达不同意见，并把个人教养视为人格、荣誉和尊严的必要前提，这是唯一治本的方式，此外没有捷径。
本报记者 蒋肖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