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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一”期间，大型神话舞台剧《西游记》等多部体现传统文化及价值观的儿童剧亮相中国儿童剧场，门票几乎售罄。一个小胖子刚从剧院出来，就抱住妈妈的大腿，一屁股坐在地上：“我还要再看一个！”
这个初夏，孩子们对儿童剧的喜爱和北京的气温一样热度十足。
日前，中国儿童艺术剧院（以下简称“儿艺”）党委书记雷喜宁向记者盘点了接下来几部待推出的剧目。正说着，他不好意思地望了望自己办公室里坏掉的空调，递给记者一把扇子：“扇扇吧！”
尽管办公条件略显老旧，但这座建于1956年的剧场却极富生命力，它永远和孩子在一起。
给孩子传递正能量和真善美
“我们的定位是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主旨是给孩子们传递真善美。”雷喜宁说。
新中国的专业儿童剧团体，是在当年宋庆龄的直接关怀下成立的。早在1946年，宋庆龄就指出：“儿童是国家的未来和主人，要通过戏剧培养下一代，提高他们的素质，给予他们娱乐，点燃他们的想象力。”1950年，我国首个专业儿童剧团——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团在上海成立；1956年，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在北京成立，宋庆龄亲笔题写了院名。
半个多世纪过去，儿艺向孩子们潜移默化地传递真善美的使命从未改变。上个月，习近平总书记于“五四”之际在北大考察时，曾以“扣扣子”比喻价值观的养成。他说：“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这让雷喜宁很有感触。他自豪地告诉记者：“我们干的事情，就是给孩子们扣好人生第一颗扣子！”
儿艺的大型经典童话剧《马兰花》首演于1956年，但在今天依旧很受欢迎，是许多家庭三代人耳熟能详的剧目。它讲述了一个勤劳善良的人们战胜懒惰邪恶的老猫的故事。首演版本中，好吃懒做的女主角之一“大兰”与邪恶反派“老猫”最后都死了。当时与孩子们一起坐在台下的周总理看后，说：“大兰是可以教育好的，不要让她和老猫一起死掉。”于是，“大兰”后来就变为了改正错误并被同伴们接受的形象，这也让孩子们觉得“更有希望”。
《马兰花》的结局部分，“老猫”会逃到台下，这时小观众们往往会义愤填膺地对它“人人喊打”，甚至常有孩子冲出来追着“老猫”使劲儿捶上几拳。这一场面几乎每次演出都会出现，至今如此。雷喜宁笑言：“扮演‘老猫’的演员有时候难免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但这恰恰又是演员“痛并快乐着”的欣慰时刻，因为孩子们心里的正义感被激发出来了。
近年来，儿艺的作品对“内涵”的关注一如既往。如，通过真实故事改编的《心愿》，讲述了一个身患绝症的小女孩想去天安门看升旗，一群朋友帮助她完成心愿的故事；又如，斩获“文华奖”等国内多个大奖的剧目《特殊作业》，讲述了孩子们在完成“给父母洗脚”这一作业中学会感恩的故事。
“当下社会常常弥漫着一股戾气，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要给孩子们传播‘正能量’。”雷喜宁说。
目前，儿艺正在编排一部现实主义题材新剧《天才小精灵》，用该剧编剧、儿艺艺术创作室主任陈传敏的话说，“它讲的是一个‘富二代’孩子和‘穷二代’孩子的中国梦故事”。剧中，一个“富二代”男孩招聘一个“穷二代”女孩帮自己辅导功课。男孩得知女孩的梦想是“拥有一面墙的书”后，好心要替女孩买书，却被拒绝了。女孩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攒钱实现心愿。在这个过程中，两人的价值观不断摩擦碰撞，也不断学习着彼此身上的优点。
“富二代”、“穷二代”的价值观冲突在当今备受关注。在陈传敏看来，贫富差异客观存在，但不应被符号化和标签化地扭曲。“我不认为‘富二代’就是坏孩子，‘穷二代’就是苦孩子。”陈传敏说。作为一个给孩子们“扣第一颗扣子”的编剧，他不希望下一代的价值观遭到粗暴的撕裂。
把儿童戏剧纳入素质教育，更像一个童话
不少人把雷喜宁的工作想得很简单。在他7年前来到儿艺任党委书记时，就有许多朋友打电话问他同样的问题：“你那工作轻松啊，每天领着一群小孩排戏吧？”这让他哭笑不得，一遍遍向别人解释，儿艺是“大人写孩子的戏，大人演给孩子看”。
雷喜宁自知工作不大好做。在这个媒介丰富的网络时代，要让孩子们放下手机和iPad走进剧院坐下，而且“不仅要坐下更要坐得住”，并非易事。
最吸引孩子的永远是故事，但在当下，优秀的剧本着实难觅。据雷喜宁介绍，儿艺拥有5个专职编剧，这已是目前国内儿童剧院的最高标准了。许多地方剧团、民营剧团，甚至连一个编剧都没有；与此同时，儿艺还面向社会广泛征集剧本。但即便如此，也难解剧本匮乏之渴。上文提到的剧目《特殊作业》，就是儿艺在某次面向全国征集剧本之后，从280多个应征作品中苦苦筛选出的唯一一部。
“儿童戏不是谁都能写的。它要求，首先要懂得儿童心理，其次要寓教于乐，特别是要善于引导。而且，就算你是一个擅长写儿童戏的编剧，这个创作过程也十分辛苦。”陈传敏说。
而与创作难度形成对比的，是编剧的报酬。
陈传敏告诉记者，他作为儿艺的资深编剧，耗费3年心血创作出的《天才小精灵》，其报酬仅为4万元，相当于他在外面花两三天时间写出的一集电视剧剧本的市场价。即便这样，他和其他几位编剧仍然在儿艺坚守。“话说回来，没有超脱心态的人，也肯定写不好儿童戏剧。自己都浮躁难耐，怎么能吸引孩子？”
雷喜宁把报酬低的主要原因归结为“政策补贴不足”。他谨慎地透露，目前国家对儿艺的投入还远不足以支撑儿艺维持公益的成本。“儿童戏剧的公益性、导向性决定了其票价不可能高，但其创作排演的成本却较高；另一个悖论是，尽管儿艺的票价大多维持在百元以内的低水平，但儿童剧的观众通常是家长孩子一齐出动，所以整体算下来，看一场儿童剧的预算对一个普通家庭而言，也不是一笔小数目，很难做到三天两头来看。”
“国家在进行政策补贴时，应当考虑到儿童戏剧行业特殊性。我们毕竟不同于一般的事业单位。” 雷喜宁说，“如果国家加大支持力度，打个比方，假如写一部优秀剧目报酬能有20万元，那编剧们的创作热情就更高了。”
雷喜宁对政策的期待不止于此。
根据业界定义，儿童剧的欣赏对象——“儿童”，实指从三岁左右到十五六岁的群体，少年也应在列。但在实际工作中，让雷喜宁和同事们苦恼的是，自己的观众群越来越“低幼”了，基本集中在幼儿园和小学一二年级的娃娃。
雷喜宁坦言：“孩子能否进剧院，主动权在家长和学校。现在升学压力这么大，基本上小学中高年级学生的周末都被补习班占据，哪还有空让孩子看戏——就更别提中学生了。”这直接导致儿童戏剧的社会价值远没得到充分体现，也反向制约着儿童戏剧的创作。
如何把那些被困在补习班中的目标观众变成事实观众？雷喜宁百思而无解，只能寄希望于有朝一日国家出台政策，“把观看儿童戏剧作为中小学素质教育的重要载体，以制度形式保障少儿欣赏戏剧的权利”。尽管知道素质教育在应试教育面前更像是一个童话故事，但说起这份心愿，雷喜宁还是情不自禁地眉飞色舞，似乎已经看到了童话成真的一天。
儿童戏剧市场大有未来
儿童戏剧虽然面临着现实瓶颈，但雷喜宁对儿童戏剧市场的看法仍然是乐观的。
他说：“儿童戏剧能给孩子们带来直观的、氛围热烈的、有互动和呼应的艺术享受，这是其他任何一种娱乐形式或网络终端所不能比拟的。”
据了解，在我国，除去25家政府出资设立的、分布于各省（区、市）的儿童剧团外，社会上的民营儿童剧团也在逐年增多。与此同时，其他一些剧团诸如话剧团、京剧团等，也开始排演“孩子戏”，原因就在于儿童剧老少咸宜，相对而言，票比较好卖。陈传敏告诉记者：“一些转企改制的剧团，纷纷靠儿童剧改变命运。”
基于此，雷喜宁认为目前整个儿童剧市场的发展“还不错”。以儿艺为例，2009年儿艺全年演出场次还不足300场，到2013年，年演出场次已达632场，翻了一倍。
对于儿艺的演出水准，雷喜宁显示出充分的自信。前不久他率团赴哥伦比亚演出儿艺的经典剧目《十二生肖》，7场演出几乎全部爆满，总观众人数约4万人。每每演出结束，就有一群哥伦比亚小朋友冲上来把演员们团团围住，舍不得离开。雷喜宁感叹：“国外的儿童剧团大多为私立，在创作的各个环节都相对粗糙。儿艺作为中国国家级院团，对每个演出细节都追求精益求精。”
目前，为了开拓儿童剧市场，儿艺的重要任务之一便是“打造品牌”。雷喜宁表示：“第一，保证周周有演出，月月有活动；第二，自2011年起每年举办‘中国儿童戏剧节’，集展演、研讨和活动于一体，每年有数十万观众参与；第三，开展‘经典儿童剧走进西部校园计划’，几年来已走遍西部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为西部贫困地区孩子演出近500场。”同时，儿艺的服务意识也在悄然提升。为了提高小观众的观剧舒适度，儿艺甚至准备了大量坐垫，避免个矮的孩子落座后“只看得见椅背”。
事实上，儿艺二字本身就是品牌，儿艺的观众大多有着一定的忠诚度。一些经典剧目如《马兰花》上演时，往往出现这样的情况：祖父小时候喜欢看的儿童剧，会带着他的儿子来看；现在已经长大成人的儿子，会带着他的孩子也来看。这种“一家三代”看儿艺的文化传承，被儿艺视为最宝贵的财富。
在儿艺的售票处，贴着这样一句话：“一部优秀的儿童剧影响孩子的一生。” 雷喜宁觉得，这句话足以掂量出儿童戏剧在市场上应有的价值和分量。
本报记者 蔡梦吟 实习生 孙庆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