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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鲁迅这个名字再次被许多人提及，语调中还满是同情。
尽管眼神依然犀利，但这时的鲁迅被困在一块小小的奖牌里，只能听着周围争吵声四起，却无法拿起笔杆子加入战斗。
5月16日，参评第六届鲁迅文学奖的1362部作品进入公示阶段。25日，湖北省作协主席、作家方方在微博中说，其中来自湖北的一部作品“以全票通过，我很生气”。她透露，“此人诗写得差，推荐前就到处活动”，而且“相信此人现正在北京评委中四处活动”。随后，方方还贴出此人的一些诗句，供公众评价。
通过诗句，人们很快找到了一位叫做柳忠秧的湖北籍诗人，并替鲁迅先生投出犀利的匕首。
虽然柳忠秧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坚决否认“到处活动”的指责，但方方微博之后，关于鲁奖“跑奖”，“暗箱操作”的猜想立即充斥了媒体。有人通过大段的论述恳求，“假如不能保证评奖的权威公正，还是饶了鲁迅这个名字吧”，还有人回忆起之前围绕在中国文学奖项头上的疑云，说“别逼鲁迅写《论鲁迅文学奖的倒掉》”。
“如果鲁迅九泉下得知柳忠秧这样的诗全票入围，恐怕气得要掀桌子了。”清华大学美学教授肖鹰看了柳忠秧的作品后说。在这首题为《岭南歌》的诗歌中，被方方摘抄于微博上的句子包括：“国民党共产党，开天辟地。讲习所黄埔军，众志成城。陈独秀孙逸仙，国共合作。蒋中正毛泽东，兄弟并肩。”
“现在的问题是评奖在火，文学在烂。”肖鹰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这位近年来一直关注公共文化的学者发现，本来在他看来应该为公共文化提供标杆的文学评奖，正在逐步丧失这一功能，“权力和资本的交手挤压，已经彻底扭曲了中国的文学评奖。”
人们总是以为鲁迅是崇高的，文学是崇高的，恰恰忘记了最后的奖是名利的
对于不少活跃于文学圈子里的人来说，相比与诗人推荐前四处活动这件事儿，倒是方方的微博揭露，让他们更感觉意想不到。
“这本来就是一个名利场，”著名文学期刊《当代》副主编周昌义说，“人们总是以为鲁迅是崇高的，文学是崇高的，恰恰忘记了最后的奖是名利的。”
于1998年公布第一届评选结果的鲁迅文学奖由中国作协设立，取代了70年代开始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全国优秀诗歌奖”等奖项，被称为“中国具有最高荣誉的文学奖之一”。肖鹰告诉记者，这个以“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鲁迅先生命名”的奖项，与评选长篇小说的茅盾文学奖并立，“实际上是中短篇小说和诗歌散文的国家奖”。
“作为文学的最高奖，无论是鲁奖还是茅奖，奖金都不算高，但是对于许多作家来说，意义重大。”周昌义说，在中国作协体制内，获得茅奖和鲁奖，都意味着在职称评比等一系列晋升中占据优势地位。而对于出版社来说，书籍出版以后的好评度，在许多时候也远不如获奖来得重要。“一个文学机构要受到表彰，能以什么为标准？只能以这个为标准。”
“文学获得奖励本身没有问题，”周昌义说，“现在的问题是，在中国，有一批体制内的作家可以完全隔绝于市场，仅仅依靠体制内的认可生活下去，形成自己的一套生态体系，而茅奖和鲁奖都是这个体系里最亮的明珠，大家自然趋之若鹜。”
2013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作家阿来也曾抱怨国内一些文学奖“有点像是在评先进”。做过多次评委的他发现，“评奖之前往往被召集开会，统一思想”，“一次得奖十几个人，甚至几十个人，大家就可以拿着证书去评职称、调工资了，这样的文学奖对个人有好处，对文学却是一种伤害”。
此外，肖鹰还告诉记者，依照目前的惯例，如果某省份出现了一位茅奖或鲁奖获得者，往往意味着“这个省的文化建设取得重大成就”，因此，获奖者往往可以以所在省市获得堪称名利双丰的表彰奖励。
“在这种诱惑下，如果别人都跑奖，你又怎么能不跑呢？”周昌义反问。
也正因如此，对于一些活跃于文学圈子里的人来说，方方这次捅破的“是一层大家心知肚明的窗户纸”。
“跑奖的现象太普遍了。”作家倪学礼告诉记者。这位中国传媒大学的教授说，据他所知，“不少人都在评奖时有过这样的尝试”。
在此之前，人们也曾经几次通过新闻猜测着那层“窗户纸”里边的风景。
2010年，武汉市委常委、纪委书记车延高因诗集《向往温暖》获得第五届鲁迅文学奖。网友们很快找出这位身份特殊的获奖者的两篇旧作《徐帆》及《刘亦菲》，并将其诗称为“羊羔体”。
而就在官员获奖的新闻将鲁迅文学奖推向风口浪尖时，图书出版人沈浩波就曾在微博中触碰过这层“窗户纸”，称“不少鲁奖得主是用钱买的，还有一些是谋来的。跑奖，是作协体制内作家的人生大事”。
不过，鲁迅显然不是唯一一个应该为这样的质疑声音而气愤的。2008年，第七届茅盾文学奖揭晓后，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王彬彬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有些茅奖获奖作品，“获奖之前不为人所知，获奖之后也迅速死去。恐怕将来的人们写这时代的文学史时，提都不会提一下”。
文学评奖的根本问题还是没有办法适应多元价值共存的现状
即使是层“窗户纸”，但看起来，也并不是那么容易被捅破。
曾经，面对沈浩波的爆料，中国作协迅速召开新闻发布会，称其“不符合事实，也不负责任”，“希望他负责任，拿出证据来”。
而最近，遭到湖北省作协主席指责的当事人柳忠秧在接受采访时坚称：“作协的评委由作协决定，我一个都不知道，连通过初选的结果都是收到一条作协的短信才知道。”他称，方方对他的指责“是一个很严肃的法律问题”，“如果没有证据，那就是你诬陷我”。
而在另外一些学者看来，窗户纸里包裹的，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非黑即白的事实。
“有人把文学评奖的争议归结为暗箱操作或跑奖，我认为是不全面的，”曾出版专著研究茅盾文学奖评奖制度的学者范国英说，“不是说这些问题一定不存在，而是我觉得，文学评奖的根本问题是没有办法适应多元价值共存的现状。”
早在2000年，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出炉时，就有人质疑评委会“都是居住在北京的专家学者”，“评委年龄也偏大”，属于“前文艺工作者”。随后，中国作协在接下来的第六届评选中做出更改，规定评委会和审读小组中京外专家不少于1/3。
即便如此，文学评奖“圈子化”的质疑，也没有因此而消减。第六届茅奖评选时，有记者曾在报道中对比了包括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老舍文学奖、冯牧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等主要奖项在内的评委名单，发现一些出镜率颇高的名字，其中既包括陈建功，高洪波等作协官员，也包括白烨、曹文轩、李敬泽等评论家。
“多年以来，我们的文学批评或评奖关注只是聚焦于一个非常小的作家圈子，这样新人就很难出头。”肖鹰说，“如果你经常参加新书发布会或研讨会，就会发现每次都会添上一些新的名字，但一些老的名字总是在那里。”
在肖鹰看来，相比于人们想象中的用物质开道的“跑奖”，这种“圈子化”影响下的文学奖，面临着更大的问题。虽然从1985年就开始在《当代》做编辑，周昌义还是会经常遇到一些稿件，到了退稿的时候才听别人说这个作者“得过鲁迅文学奖”。
但是这种对于圈子的质疑，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并不同意。第四届鲁奖结果出炉之时，这位从第一届开始就担任评委的批评家在接受采访时说，“鲁迅文学奖的评选结果，可能有这样那样的争议，但是你得承认，很多作家也包括这次得奖的，都是和这个圈子毫无关系或者关系很浅的，有新冒出头的”。
“对每次的文学评奖结果，文学愤青们经常无比愤怒，他们质疑评委的公正性，恨不得全民公决才能体现公正。但话说回来，假设我们全民公决，那选出来的文学作品会是什么样的？那得多庸俗才能让全中国人民都喜欢？某种程度上，我觉得文学肯定是一个取决于个人判断的东西，这是一个悖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学奖永远都要承受争议。”李敬泽说。
评奖都说公平、公正和公开，但实际上，公平公正都是废话，只有公开才是实实在在的
身为一名资深的文学编辑，周昌义对于文学作品的争议性并不陌生。
“对文学奖的质疑从来就有，你评了车延高，大家质疑他的官员身份，但如果你把奖给了莫言，可能同样有人问你为什么不给刘震云。”周昌义说，“但不同情况下的质疑是不一样的。”
周昌义说，虽然作为世界权威，诺贝尔文学奖也经常遭受质疑，但是这种质疑绝少集中于评奖程序，而在于文学本身。
为了消除质疑，一些尝试正在文学界展开。从2004年开始，周昌义所在的《当代》杂志就开始举办一场有别于传统的文学评奖。
在这场名为“中国长篇小说年度奖”的评比过程中，评选篇目不再仅限于出版社、作协或者专家的推荐，杂志读者和网友以及100家媒体，都具有推荐权。经过“海选”出来的书籍名单，将在一个会场中接受文学批评家和普通读者的公开投票，“或者在书名下贴磁扣，或者投乒乓球”。
在2010年的评选现场，最终结果锁定在莫言的《蛙》和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评论家必须当着两位作家的面，做出二选一的选择。
“在现在的状况下，文学评奖公开并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肖鹰对于这种类型的尝试提出自己的质疑，“评委在公开情况下投票，更要考虑人情因素，只会让圈子化更加影响到评奖结果。”
最终，在《当代》的评奖现场，来自中国作家协会的著名评论家雷达坚持要“一票两投”，被拒绝之后，他实在抹不开面子，只好选择弃权。
在肖鹰看来，要重建中国文学奖的公信力，负责评奖的机构，除了要设置更合理的评奖程序，遴选更具职业道德的评委以外，首先要对之前的种种质疑做出负责任的回应。
但无论如何，在上一届的茅盾文学奖评选中，改变已经开始发生。最终评出的五部获奖作品，要经过62名评委的“过关斩将”式的投票，作家刘震云形容“像超女”，“像过山车”。
从第三轮投票开始，中国作协网站“中国作家网”上的茅盾文学奖专题，在每轮之后详细公布实名投票情况。62位评委里谁投了哪些作品的票，全都赫然在目。
饶有意味的是，2011年9月19日，当获奖者刘醒龙站在位于北京国家大剧院的领奖台上时，感谢本届组织者和评委“公开公正的方式”；毕飞宇感谢的是他们的“担当和勇气”。而在2014年新修订的鲁迅文学奖评奖条例中，类似的实名制原则也被加入其中，规定“实行实名投票。产生获奖作品的实名投票情况与评奖结果一并公布”。
“评奖都说公平、公正和公开，但实际上，公平公正都是废话，只有公开才是实实在在的。”周昌义放慢了语速，一字一句地强调，“公开之后再有争议，就和主办方没有关系，而是文学本身的争议了。”
本报记者 陈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