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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岁的刘延川如愿拿到了比利时鲁汶大学的录取通知，而在南开大学哲学系，一场与他有关的招生实验也该到了“结题”的时刻。
改变他命运的是2009年暑假，南开大学哲学系率先在全国试水举办的“哲学夏令营”。
对于考生来说，夏令营相当于一场自主招生的面试。获得资格后，第一志愿报考南开哲学系，最高可降分40分录取。
2010年高考，尽管刘延川的成绩低于南开录取线，但是因为参加了这个哲学夏令营，让他能够如愿以偿。
这个后来被很多同行打量和借鉴的夏令营，在当时并无多大声响。中国青年报当时以《一个“冷门”专业的招生实验 哲学，在寻找心甘情愿的门徒》为题，报道了此事。
教育部的“阳光高考”招生平台作年终盘点时，将此事评为2009年4个教育事件之一，并点评：“在大众的眼球被加分、实名推荐所吸引的时候，这实在是一则太不引人注目的消息，跟它的主人公‘哲学’一样低调，一样被冷落，而实际上这也正是目前国内一些冷门学科所共同遭遇的尴尬境地。南开的做法似一粒种子萌芽，让我们看到冷门基础学科的一线生机和希望！”
后进生成了“哲学帝”
当时，南开大学哲学系的教授们也拿不准，这些参加夏令营的孩子，会不会真的有人来考？
在南开哲学专业，有六成学生是“服从调剂”来的。很多人入校后会提出转专业申请。在新生家长座谈会上，有的家长最感兴趣的就是怎么转专业。这是国内一些冷门专业共同面临的局面。
因此，老师们求贤若渴地等待那些“适合学哲学、愿意学哲学”的学生。
2010年高考过后，他们在新生中认出了4个哲学夏令营营员——刘冰、刘延川、宋靖文、于茂盛。
当今年夏季这一届学生毕业时，老师们发现，这4个学生都是同学中的佼佼者，全都获得了保送研究生的资格，最终有3人放弃国内保研，决定出国深造。
如果仅从高考成绩来看，他们当初几乎都是班里的“后进生”。其中3人靠降分才来到这里。
但是，他们用学业表现证明了自己。刘延川的绰号是“哲学帝”，同学们说他喜欢谈论哲学，“每谈起一个话题总是很内行”。
他是少有的高中时代就确立了哲学志向的年轻人。在沈阳一中读书时，老师和同学们就觉得他适合读哲学。经过大学的浸润，他更加坚定了要一辈子从事哲学研究的想法。他已经学了两年法语，学过古希腊语，还打算学习德语、拉丁语。他要去的鲁汶大学是哲学家伊拉斯谟执教过的学府。
4年来，累计有17名学生通过哲学夏令营进入了南开大学。南开哲学院院长王新生评价说，夏令营录取的学生对哲学更感兴趣，自身综合素质比较高。他们学习哲学的劲头常常能影响班风。
一些早年的毕业生，对学院的这种招生方式很是不解：这不等于降低他们所深爱着的南开哲学专业门槛吗？
但王新生很坚定：“现在高考一考定终身，造成很多来到哲学院学习的同学并不热爱哲学。一个学生不爱好自己的专业、没有学习动力如何能够学好哲学？”
他说，很多人反思，当今的高考能够反映出学生一定的学习能力，但对于某一学科的特定能力，却很少能够考查出来。
这位哲学教授打了一个比方：三个人一个喜欢吃面条、一个喜欢吃馒头、一个喜欢吃米饭，现在高考拿一套标尺考查学生，相当于为了公平每个人一碗米饭，这就不一定是公平的。
在他眼里，夏令营相当于“精确制导”，有助于弥补统一考核的不足。
从事了30多年的哲学研究，王新生认为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学哲学。他说：“哲学专业对个人素质有一定要求，需要学生有好的理论思维和逻辑思维。而夏令营正好提供一种双向选择，让中学生里愿意学哲学又具有学习哲学能力的同学自己‘冒’出来。”
“如果确认你具有学习哲学的能力，我们宁可降低高考录取分数。因为有兴趣才有学习的动力，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他说，自己想要的是喜欢哲学的学生，而不是高分的但是不喜欢哲学的学生。
哲学不是中学里的“政治课”
囿于当下的招生政策，王新生承认，小规模的招生实验，所能招到的学生比较有限。但他说，哲学夏令营不失为向中学生普及哲学的好机会。
5年间，共有近500名中学生参加了夏令营。他们在一周内多数时间是聆听哲学名家讲座，这些讲座旨在告诉他们，什么是真正的哲学。
在此之前，很多学生对哲学的认识，是中学里的“政治课”。他们自信地告诉老师，“我的哲学分很高”。
王新生说，中学生往往觉得背好“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之类条文，就是学了哲学，实际上这只是非常初级的部分。同学们不选择哲学专业，不是因为就业率低或是不喜欢，更多是因为不了解。如果仅从就业率看来，哲学专业在南开可以处于中等偏上的位置，同学们找的工作也是以高校、政府机关、国企、银行等常人看来的“铁饭碗”为主。
考核测试是整个夏令营中最重要的环节。为了挑选合格的“门徒”，5年来，从招生对象到考核内容都一再调整，不变的是， 不考中学教科书里的内容。
考核主要分为综合面试、辩论会、命题作文3个方面，重点考查同学们的语言表达、思维逻辑和理论写作的能力。
综合面试往往是漫谈性质的。在一问一答的交流中，考官了解了同学的知识面、兴趣点、语言表达和逻辑思维能力，观察学生对哲学的兴趣。
辩论会和作文环节也颇具哲学特色，辩论不设置正反方，考生自己选择立场，自圆其说即可。写作一般要求同学们不要写诗歌和小说，老师们更希望从中看到学生对问题的思考和对观点的论证。
作文题目看起来天马行空，但无不又暗藏哲思。比如“如果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万能的主宰，而且她又是女性，你认为会发生什么”、“如果你被食人族抓到，怎样辩解才能保证自己不被吃掉”。很多同学觉得，在紧张备战高考时期，考试答题已经麻木，但是看到夏令营的作文题就会眼前一亮。
实验还没有结束
头两届夏令营只对文科生开放，后来考虑到这些学生继续深造可能会选择逻辑学、科技哲学等二级学科，而这些学科理科生会更具优势，夏令营就改成文理兼收。
规则的调整一方面出于考虑哲学专业学习需要，另一方面出于哲学老师特别关注的命题——“公平”。南开大学哲学院副院长陈建洪说，夏令营实行的第二年就取消了英语口语考试，“因为口语可能会对城里的孩子更有优势”。
通过夏令营招来的学生，往往如鱼得水。副教授贾江鸿发现，专业课越多，这群孩子的优势越明显，刘延川就是其中的代表。几年里，无论是上课和老师的互动，还是论文评比，刘延川的表现都“可圈可点”。
“和延川相比，总觉得我是‘半路出家’。”刘延川同宿舍的单虹泽总有这种“错觉”。他说：“刚上大一，发现自己认识的哲学家没几个，看专业书像在看‘天书’，而其中很多‘天书’刘延川在高中时就读完了。”
单虹泽说，大学4年刘延川没翘过一堂课，而且每堂课都会抢着坐在第一排。而班上很多同学是调剂过来的，他们有时上课玩手机、看闲书。对比之下，刘延川对哲学的痴迷令他感动。
刘延川觉得，人们或多或少都会思考哲学问题。上高中时，老师讲到“商品价值量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他就会去想商品为什么不是因为人们需要就有价值。这个问题困扰他很多天，直到一天骑车回家，他突然觉得自己可能猜想出来马克思当初是如何通过论证得到这个观点，“心中有一种强烈的快感”。
他说，其实学习哲学和玩游戏是一回事儿，小时候自己喜欢玩电子游戏，“卡关”以后总是会想尽各种办法解决，不断反思存在的问题，如果冲关成功就会有这种快感。
“我思故我在”，类似刘延川的“哲学帝”原本在哲学院并不少见，只是近些年少了。回忆起自己的求学过程，王新生十分感慨。他1979年考入南开哲学系学习，当时学生批判性更强，学习风气非常好。晚上在寝室自发的讨论是同学们课余生活的一部分，有时太过火爆常常导致其他专业的同学敲门说他们“扰民”。
那时，“经济繁荣，哲学贫困”的时代还没有到来。
王新生同班同学里有一位标准的“哲学帝”：大二时就思考如何创建一个宏大的哲学体系，每天坐在床上不停地写，仅导言就写了三十万字。三十年过去，那位同学已是知名学者。
如今，这批学者正在注视着南开这个小小的招生实验。5年来，很多高校慕名来考察，南开校内的历史等专业也开出了夏令营。王新生认为，如果要对高考制度进行改革，夏令营的实验提供了一个思路。
王新生并没有想过让所有同学都成为“哲学帝”。他说，很多学生将从事与哲学无关的职业，比如与刘延川同时入学的刘冰、宋靖文，分别将出国读翻译和商科。他尊重每个人的选择。
从内心里，他希望能够多出几位学者，毕竟，这是哲学院的本职。
这个实验实际上还没有结束。王新生将长期注视着刘延川：他和他的同窗，究竟会走到哪一步？
本报记者 张国 通讯员 陆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