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热血标记一个“有温度的职业”

    天津医科大学毕业生杨永康已经离校8年了，但校园里仍有他的“传说”。

    这位目前在上海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工作的马来西亚籍医生，是中国第一位外籍的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我们也不会忘记，2012年马来西亚人杨永康捐献造血干细胞，成功挽救了中国安徽一名7岁孩子的生命……”2013年10月4日，习近平主席在马来西亚访问期间，举出杨永康的例子，讲述中马两国人民的深情厚谊。

    从2004年血样登记进入中华骨髓库，到2012年对那名白血病男孩完成捐献，杨永康等了8年来兑现一个诺言。

    2004年，还在读大三的杨永康发现校园里有同学在介绍造血干细胞捐献的情况，他挽起袖子，参加了采血。

    这是一次偶然之举。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当时在国内开展不久。2001年12月，中国红十字会的中华骨髓库管理中心获准成立。作为一所医学院，天津医科大学自2002年起，每年举行活动推广造血干细胞知识，鼓励同学们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参加采血入库。

    入库并不意味着捐献。在非亲缘关系的人群中，造血干细胞配型成功的概率为几十万分之一。然而对于血液病人来说，渺茫的概率也意味着重生的希望。

    截至2013年年底，共有5000余名天津医大学子抱着这样的愿望伸出手臂，参加了采血。

    中华骨髓库的总库容已超过180万份，累计为临床提供造血干细胞3900多例。其中，天津医大已出现21例。就连该校的领导们都对此感到奇怪，以成功比例来算，该校达到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曾有一个月，学校里连续产生4例。天津市每8名捐献者就有一位出自这个校园。

    校方最早开展这类活动，是希望利用医学专业向公众普及常识，没有想到，一届又一届学生成了行动的主体。21位捐献者的背后，是5000多人的志愿者群体。

    天津医科大学党委副书记侯洁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同学们起初也许是热情驱动，后来无疑是责任驱动、价值选择。

    青春的热血，输送到广东、安徽、江苏、河南、湖北、河北、浙江、北京，融入了陌生人的血脉，改变了他们的命运。

    研究生王玮，2012年3月捐献。得知自己配型成功，他高兴地向父母汇报，却遭到了强烈反对，母亲担心对他身体会有损害。

    他用了很大精力去搜集科学资料、说服父母。因为时间冲突，他还放弃了一场重要的求职考试。

    他下决心要“勇敢地做自己不会后悔的事”。他当时的日记里有一段话：“自己从小的志向就是做一名医生，治病救人是医生的天职，如今一个鲜活的生命正在陨落，而我却可以使她重新鲜亮起来。如果我由于害怕放弃了，在放弃的那一刹那，我想我会一辈子对那个患者内疚，一辈子对患者的家人内疚。即使他们不知道我是谁，我的良心也会受到深深的谴责。”

    其实，捐献是自愿的，即使配型成功，他们推掉来自红十字会的电话，别人也不会知情。世界上任何一个骨髓库，都存在临捐时反悔的案例。

    腼腆的女生杜翠琴接到电话通知时，激动得手都在抖。配型成功后，因为小细胞低色素性贫血症的困扰，杜翠琴必须持续补充钙剂和蛋白质，每个星期都去验血。受助者是一位身高180厘米、体重70多公斤的男子，而她身高155厘米，体重只有45公斤。为了使体质更符合要求，她开始了在女生看来很难接受的“增肥之路”，吃了很多营养品，体重增加了十几斤。

    这个女孩的干细胞，最终在那位新郎官身上发挥了造血功能。对她来说很少有比这更浪漫的事情了。她永远记得捐献的日期，那是2012年2月14日，西方的“情人节”，一个甜蜜的日子，她挽救了一份爱情。

    也许将帮助一对情侣，也许是拯救一个家庭，正是这种可能性，让捐献者感到自己“收获的喜悦和幸福难以形容”。

    不善言辞的男生葛蓓蓓在捐献前，收到了受捐者的一封信。那是一个两岁孩子的母亲，她在信中表示，自己不怕死，可是孩子不能没有妈妈。

    后来，葛蓓蓓对同学们说，他觉得自己挽救的不仅仅是一个生命，还是一个两岁孩子失而复得的母爱。

    就在捐献前夕，女生郑维霞被室友们问起，为什么要作出这样的决定。她回答，“为了心安和责任”。

    为此，她克服了很大的恐惧，一个上午一动不动地平躺在病床上，看着自己的血液通过仪器循环了近30次，只为提取200毫升的干细胞悬液。

    3年前，口腔医学院学生史海欣经历过类似的心路历程。尽管事先了解了很多知识，她还是忐忑地躺到了病床上，总在担心意外，怕针头扎不进自己的血管里，怕采集一半时仪器出现故障，也怕自己将要帮到的那个女孩坚持不到明天。她紧张地看着自己的血液从管子里流出，再一次次重新进入身体。

    与史海欣同班同宿舍、同年同月捐献造血干细胞的马玲坦言，捐献之前，她也有过犹豫。捐献后，她帮助过的8岁男孩用歪歪扭扭的字体给她写信，“姐姐，谢谢你，我又可以去上学了”。因为生病，他只上过一天学，所有的信件都是母亲握着他的手一笔一划写出来的。收到这样的信，马玲感到特别幸福。

    很多捐赠者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已故老校长朱宪彝的“四献”。朱宪彝曾在天津医科大学担任校长32年之久，30年前去世。他献出全部存款、全部藏书，献出一座私人住宅，也献出遗体用于解剖课教学。天津医大设有一间“生命意义展室”，当中就陈列着朱宪彝的脏器。入学之初，学生们就从这无声的教育中学习到了医学的奉献精神。

    已经留校成为学生辅导员的曹璐还记得，他之前的那位志愿者采集干细胞当天，得知受捐人已经去世。那位志愿者，一个热血的汉子，流着眼泪不停地说：“你怎么就不能再等我一天！”

    曹璐说，捐献造血干细胞让自己感到骄傲，不是因为它带来了什么荣誉，而是自己微不足道的举动，阻止了一朵生命之花走向枯萎。

    在天津市红十字会协助下，天津医科大学团委发起了无偿捐献骨髓造血干细胞宣讲团，在校园内外介绍造血干细胞的知识，讲述那些令人动容的故事。曹璐成了指导教师。

    侯洁对记者感慨，让学生们做过的事情，去告诉今天和未来的学生，让大家自己去做价值的判断，比什么样的说教都有说服力。这些青春热血的故事提醒着后来的医学生——挽起袖子，你从事的将是一个“有温度的职业”。

    本报天津6月14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