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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筝比空气重，为什么却能够飞上天？”
“还有飞机为什么能飞起来？”
“再问第三个，骑自行车为什么省劲儿，在座诸位可都是国家级优秀科技辅导员，你们讲讲看？”
在前不久召开的中国科协年会青少年科技辅导员分论坛上，原本一片死寂的会场被一个浑厚洪亮的声音打破，70岁的老科普工作者、云南省青少年科技教育协会常务理事高衡连续抛出这3个问题，与会者齐刷刷地将目光投向老人，一言不发。
或许是一种揶揄，当天，本是以“努力创新科技教育内容”为主题的论坛，会议前半段，与会者基本是“自说自话”，讲自己在某个专业领域做了什么，或汇报各自的科普成果，似乎完全察觉不到后排打瞌睡的听众，还有频繁出去的媒体记者，这让高衡不得不反思：“即便是做科普工作的，也很少有人懂你的受众和对象想要什么。”
“就像这3个生活中常遇到的问题，为什么我们搞科普的人都答不上来？很多时候，是我们不知道孩子们需要什么。”他事后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
晦涩词汇吓跑孩子
有一次，高衡跟着几位北京来的环保专家到学校做讲座，那本是一个讲解“水”和“环保”的讲座，结果，当生物需氧量、化学需氧量、总氮、总磷这4个专业术语一出，“讲座就提前结束了”——专家在台上说他的，孩子们在台下说自己的，“就像一堂没有主心骨的热闹课堂”。
高衡还亲眼目睹过一次“娃娃们跑了一小半”的场景，那时，讲座刚进行不到10分钟。而在这一幕发生之前，台上的冶金专家在大讲“磷铁矿冶炼需要什么条件”，以及他自己在这方面发表了多少论文和学术著作，“我都快听晕了，那些个孩子怎么会听得进去。”
“北京来的所谓科学家、专家团为什么不受孩子欢迎？”他问。
原因显而易见，就像物理学家霍金在《时间简史》序言中所说的：“有人告诉我，我放在书中的每一个方程都会使本书的销售量减半，为此我决定一个方程也不用。然而，在最后我确实用了一个方程，即爱因斯坦著名的方程E=MC2，我希望这个方程不会吓跑一半我的潜在读者。”
晦涩的专业名词自然也会吓跑学生，这并不奇怪，但让高衡困惑的是，科普讲座中怎么会出现那么多晦涩的词汇以及和科学普及本不相干的成绩汇报。
有种观点认为，科学的东西本身就费解，加上科学家“过于专注于此”，往往很难转化语音讲给外界听。这在高衡看来是对科学家和科学工作的一大误解，“就像人们常说一切真理都起源于谬误一样，科学也在不断的纠错，它的作用无非是告诉人们目前我们知道什么，还不知道什么，怎么探索那些不知道。”
更为重要的是，真正“专注”和“集大成”的科学家往往能够触类旁通，利用类比去理解一些探索过程中的问题，比如用24小时比喻地球46亿年历史，那么人类在午夜前1分17秒出现，相应地，还可以用篮球和米比喻太阳和地球，以及用苹果和乒乓球比喻月亮诞生。
科普怪状：讲不清楚、说不明白
还要用外行能够听得懂的话形象地解释专业名词，就像业内常开的一个形象的玩笑：啥叫第一产业？养牛呗；啥叫第二产业？杀牛呗；啥叫第三产业？吃牛呗；啥叫文化产业？吹牛呗。
在高衡看来，科普应该是“专业基本理论加专业的小故事”，或者隐含在专业故事中的专业理论、原理。而一流的科普工作者就是个“翻译”，通过通俗易懂的语言和动作，把艰深晦涩的专业知识通俗地讲给普通老百姓听。
遗憾的是，当下会说“两种语言”的科学家和专家并不多。英国皇家学会的一项调查指出，就科学研究本身而言，75%的科学家认为自己能够与公众交流对话；但就所涉及的科研伦理问题以及社会影响问题而言，只有不到50%的科学家认为自己能与公众交流。
更值得国人警惕的是，东南大学学科科学研究中心博士周建中认为这种“讲不清楚”、“说不明白”的科普怪状，已在普及的潜移默化过程中“侵蚀”到教学这一更为深入的普及工作之中。
作为清华大学物理方面自主招生委员会主席，朱邦芬院士曾“愤愤不平”地对周建中说，他发现近些年选到的学生，对物理学没有一个整体的概念，“学生的理解都是散的，没有一根主线，甚至可以说是一团浆糊”。
这正是高衡的另一个担心：在分工越来越细的当下，人们更多地是对自己的领域研究越来越深，对其他领域却知道得越来越少，正如牛津格言中提到的，“所谓专家是这样一种人，他们是在越来越窄的知识面上知道得越来越多的人”，但如若真把这种思路放到科普和教学工作中，恐怕将来能给孩子讲清楚科学的人会越来越少。
合格的科学家不一定是合格的科普工作者
距离会场不远就是云南著名的风景区滇池，也是我国水污染问题治理要地，高衡曾在那里陪同几位北京来的专家和孩子们一起讲解“治污之困”。当孩子们纷纷提出“这一大盆脏水怎么才能变清”的问题后，专家们傻眼了，接下来的一幕让高衡哭笑不得。
滇池是典型水肥土瘦。所谓水肥，通俗地讲即水把营养都吸走了，吃得很肥，本来要养庄稼的土里却没什么养分，瘦的可怜，而水之所以肥在于含有过高的氮磷钾。于是有人说“可以蒸馏”，也有人说“铺半渗透膜”，但这些都被当地随行官员一句“花费太高，财政根本承担不了”否决了。
还有专家说，可以用植物来吸收水里的养分。比如，可以在水池旁开辟一个湿地，种一些植物，吸收溶解在水里面的氮磷钾，长到植物身体里，待某个时刻，把植物割掉即可。此时，又有人提醒，昆明市几百万常住人口，每天要排那么多的生活污水，需要多少多大一片湿地才能“去肥”。
孩子们越来越困惑，这时高衡开口了，“用细菌”。他说，当前许多污水的处理都靠“丢细菌进去”，数以亿万计的细菌很快就能饱餐一顿具有丰富营养的美味，污水厂方面只需要不停地搅拌、供氧即可。24小时后，“饭”吃完了，再把氧气一停，细菌便“一坨一坨”地沉在水底。
而应用到这件事上的科学道理其实只有两个：一个是细菌繁殖速度很快，繁殖一代仅需约20分钟，另一个是细菌的生存需要氧气。而这些几乎都是初中生物课上的知识，“当时听完，孩子们都笑了，这个说我咋没想到，那个说原来这么简单。”
在高衡看来，一个合格的科学家并不等同于一个合格的科普工作者，科普工作者应是“活的百科全书”，是在越来越宽的知识面上知道得越来越多的人，换句话说是一些在天文地理、动物植物、历史文化上无所不知的人。”
然而，如此理想化的定义在现实面前只能“低头”：掌握这些知识的人，他们会愿意去做科普工作吗？
在一些科普现场，人们常常见到的是，一些像高衡这样白发苍苍的老人带着孩子们“玩”，他们还被称作一支“从事朝阳事业的夕阳队伍”，但这在高衡看来不是“表扬”，恰恰是一种讥讽。
他说，一方面，冰冷的数据提醒我们，我国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公民仅有3.27%，相当于日本、加拿大、欧盟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水平，2012年9月，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也曾呼吁“把抓科普放在与抓创新同等重要位置”，但另一方面，从2004年到2009年我国的科研经费总额占GDP的比例逐年增加，从1960亿增长到5800亿，“但是我们在这么庞大的天文数字中没看到有科普经费和科普方面的要求”。
如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何有那么多的科学家在面对孩子时，说的话和其面对硕士生、博士生，甚至是面对评委、专家同行时都无甚区别。“雷声大、雨点小，不重视谁会去精心准备呢？”高衡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