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娘活到93岁。但她一生坎坷。
“她是被诋毁的,又是倔强的;她是灰暗的,又是明亮的”。日前,在梅娘辞世一周年之际,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在京主办《再见梅娘》、《梅娘怀人与纪事》新书出版座谈会。来自海内外的60余位作家、学者、文友以及亲朋与会,共同缅怀和研讨这位从文八十载、见证了中国百年风雨的现代作家。
梅娘,本名孙嘉瑞,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沦陷区文学重要作家之一,与张爱玲一起被称为“南玲北梅”。她1920年出生在海参崴,在吉林省长春市长大。1936年出版《小姐集》,后赴日本求学。上世纪40年代出版《第二代》和《鱼》、《蚌》、《蟹》水族三部曲,在华北沦陷区文坛脱颖而出。然而,她上世纪50年代末被打成“右派”,被迫搁笔20多年,靠做保姆、打零工维持生计。到晚年她重新提笔,以散文创作为主,出版有《梅娘小说散文集》、《梅娘近作及书简》等。
《再见梅娘》一书是梅娘去世后,30多位中外研究学者、作家和亲友撰写的缅怀文章集结而成。《梅娘怀人与纪事》是现代文学史上唯一一本自传性质的散文集,收入了她回忆生平往事的散文和书信。这两本书不仅是她个人对百年风雨人生的回望,更融涵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艰难的历程。
梅娘的一生传奇又多难。她幼年丧母,“梅娘”即是“没娘”的谐音。16岁时,最疼爱她的父亲去世,一夜间她从花的暖房走进了寒冷的冰窖。28岁时,她的丈夫柳龙光带着地下党布置的特殊任务,乘船从上海赴台湾,途中不幸遇难,那时梅娘正怀着第三个孩子。1957年,等待她的是更大的浩劫——她被打成右派劳动改造,在此期间二女儿由于生病没有得到及时治疗病死医院,之后她的儿子又不幸夭折。尽管如此,读者却很难从她晚年的新作中看到悲苦、怨怼和呐喊。
史铁生生前的撰文也被收入《孙姨和梅娘》中。文中说:1972年年底他受伤回北京养病,寸步难行。一天同学跟他讲起孙姨,一个特棒的老太太,1957年的右派。女儿在外地,儿子病在床上好几年,她只能在外面偷偷找活儿干,养这个家还得给儿子治病。“保证你没见过那么乐观的人。那老太太比你可难多了。”朋友跟史铁生说。后来,史铁生才知道孙姨就是梅娘。
他感慨道:“我们这般年纪的人,那时对梅娘和梅娘的作品一无所知。历史常就是这样被割断着、湮灭着。梅娘好像从不存在。一个人,生命中最美丽的时光竟似消散得无影无踪。一个人丰饶的心魂,竟可以沉默到无声无息。”
梅娘曾做过各种活计,甚至当过装卸工,做过泥瓦工,串过冰糖葫芦,当过绣花女,做过保姆。她伺候过的人,永远也不会想到家里使唤的是一个名满天下的女作家。
郑伯农也称梅娘为孙姨。他于“文革”时期与梅娘相识。他说:“梅娘在很困难的时候,没有把体力劳动看作很低贱。处在最底层的时候,她也不会把自己看得很卑贱。她有光环的时候,她也不以一个曾经的文学天才自居。她还是她——这样一种境界,并不慷慨激昂、惊天动地,而在无声里让人感到力量。她令人佩服。”
国内外学者把梅娘作为具有女权思想的作家看待。梅娘曾说:“女权是针对整个社会形态而言的,整个社会对女性的看法不改变,女性就难获得实质性的独立。所以,争取女权是一个长远的话题。”当时她已年近80岁,思维敏锐。
与梅娘有忘年之交的刘索拉说:“她是真正的女性主义者。她年轻时候的作品,就体现出女性主义的尖锐、豪放和觉醒。作为一个人,她年轻的时候没有酸情,老年的时候没有矫情。跟她讲话,感受不到周围有阴暗的磁场。这对于当代女性、当代作家,都是一个永远的启发。”
1978年,梅娘获得平反,重返中国农业电影制片厂,过上了正常的生活。上世纪90年代,沉寂了半个世纪的梅娘“复苏”,写的第一篇散文《新美人计》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她写下附记道:“诸般磨难,爱国深情未有稍减”。
她曾与香港两个女青年通信14年,信件内容集结成书《与青春同行》出版。1997年,她被列入现代文学百家,作品被编辑出版《梅娘代表作》。她如此坦然!重新提笔道:“于心无愧,青春无悔。”
86岁时,梅娘曾写道:“我只是一只草萤,具有点点微光,在民族蒙难的艰涩岁月中,抱着灼亮黑暗一角的豪情,莽撞地运用了青春的笔,励志:‘燃尽微光,送走生命’。”
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者吴福辉所说:“沦陷区作家的风骨就体现在梅娘身上。她打破了通俗文学和非通俗文学的界限。她的小说有故事、有悬念。特别重要的是,其中始终体现了市民最积极的人生态度。相信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一定会有梅娘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