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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人社部新一轮“公务员薪酬改革”的基本方向浮出水面。“限高提低”四个字，却引发了全民热议，甚至招致“不公平”的新一轮反对之声。
据人社部专家解读，“限高”主要是限制灰色收入，更确切地说，是限制公务员工资中名目繁多的津贴补贴；“提低”主要是薪酬向基层公务员倾斜，向职务偏低，但业务能力强、承担任务多的公务员倾斜。最终目的是，缩小公务员上下级之间、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
作为这一热点改革的“主力对象”，青年公务员到底怎样看待它？中国青年报记者访问了从中央到地方、处在“漩涡中心”的他们。
生活压力大于“高强度”工作压力
中央部委工作的普通科员林晨（化名），正可能是“提低”的覆盖对象。
在北京三环，一片建于1970年代的老楼里，这名“85后”四川女青年和丈夫租房而居。他们的私人空间，是三室一厅中的一间主卧，“租金一年比一年贵。”
面对远高出工资的房价，林晨已无法考虑在京购买商品房。“我的同龄同事里，约有七成都没有解决买房的问题。”
对她而言，生活压力大于“高强度、高要求”的工作压力。
“在部委机关，上上下下都有不小的压力。但我们‘80后’的生活压力比‘60后’、‘70后’的领导层大多了。”林晨对中国青年报记者坦言，“在他们那个年代，有福利分房、津贴也较多。到我们这一代，拿这么点工资，又正是养家糊口的时候。”
201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发布了一份《中国基层公务员心理状况调查报告》。报告显示，在各年龄段中，“80后”公务员群体的心理健康得分最低，“显著低于总体平均分”。
社科院报告认为，其原因在于：“青年基层公务员群体中多数人，从事现职工作年限不长，且刚刚毕业不久，正在面临来自工作（例如定岗、调岗、升迁等）和生活（例如择偶、购房、养老、育小等）等多个方面的现实压力，这都成为影响其心理健康状态和程度的消极因素。”
林晨初入部委时，有一种“高大上的满足感”。过年回家时，亲友问起，她也有“衣锦还乡的自豪”。“但这种满足感，抵挡不住时间流逝、生活现实带来的窘迫感。”她坦言。
“无论我出差到地方政府部门去多风光、多受尊重，上班时每天还有武警站岗，但我一下班，还是回到几十平方米的出租小屋里。我发现，原来自己还是一个普通上班族。”
这也是她的大学室友选择离开公务员队伍的原因。这名室友留下一句感慨：“自我满足，换不来孩子的奶粉钱。”
青年公务员中“寒门贵子”在减少？
陕西西安的公务员王路（化名）虽然在国家机关驻省单位工作，但工资仍参照省级公务员标准，基本工资只有2500元，“也没多少福利”。
他发现，在这一收入水平的公务员队伍中，“家庭经济水平是小康的占主流”。“因为家境小康的年轻人，后顾之忧比较少。”
与此相对，公务员队伍里“寒门贵子”的情况在减少。“因为，如果是家境贫寒的青年人，他求职的第一条衡量标准就是薪酬。”而现在基层公务员1000～5000元的薪酬水平，已经很难满足在京上广深等大城市的“立足”诉求，“更无法支援家庭生计”。
但在王路自己看来，公务员依然有最大的吸引力——荣誉感。“做公务员，我感觉很光荣。”
“说白了，就是一种社会地位。”他说，“我并不是看不起别的行业。就好比一个法官内心向往荣誉，他就不会为了一些钱出卖自己的权力。”
但工作两年了，他承认多少有了一些倦怠。
“就我们单位来说，人际关系还是比较融洽的，要说烦恼，其实就是工作之外，有时不知道怎样合理安排学习时间，以提升自己，这代表了我身边很大一部分青年公务员的想法。”
中国社科院前述调研报告发现，高达79.89%的基层公务员存在“轻度工作倦怠”的现象，而6.40%的基层公务员表现出重度工作倦怠。
作为一个正在准备迈入婚姻殿堂的男青年，王路也同样有“买房养家”的压力。
“考虑到收入和发展前景，如果有机会或条件充足，我想离开体制内进企业，甚至去创业，但目前我没有想到要转行，因为我还在学习怎么去当一个好公务员。我不认为一个做不好当前工作的人，能成为一个好老板。”
王路的表弟正在备考公务员，他支持在“八项规定”之下，对公务员工资“限高提低”的设想：“公务员工资本身就不高，福利也降了。怎么能让公务员不被迫去拿灰色收入？这需要同步提高基层公务员的工资待遇。”
“公务员比其他人担负更多社会责任，对我们的道德期许也比很多职业高，我们自己也有认同。但只提期许，没有物质保证，最终也很难实现。”林晨坦言。
她说自己的偶像是身边的一位老领导，“甘于清贫、两袖清风、从来不考虑个人得失”。
“我也有纯粹的浪漫主义精神、默默奉献的精神，向往成为他，但很难成为他。比如，我也想扶起摔倒的老人，也想见义勇为，但这就需要社会诚信制度的建立和保障。我们现在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年龄，想为大家多奉献，也得保障我的小家。”
公务员薪酬改革“不能只动工资”
在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中，“限高提低”得到多数青年公务员的认同。
“以往一说‘加工资’就说难，是因为给一个年轻人加1元工资，就得给所有人都加1元。在国家机关里，没有绩效工资这个概念。”上海某税务机关的公务员吴昕（化名）说。
林晨认为，讨论者们只盯着“公务员涨工资”，是有误区的。
“如果仅仅是改革薪酬，我怀疑最终效果会有多少。改革可能会成本很高、阻力很大，可能挨了骂，但到每个公务员手中，实际只有几十～几百元。”
正如她所说，目前正逐步“露头”的公务员薪酬改革方案，并非单纯的加薪。“调整工资结构，扩展晋升空间，建立比较机制，实施配套改革”这24个字的方案，再度成为各界焦点。
采访中，多名青年公务员把焦点聚集在“配套改革”上，而非“工资结构”。
在吴昕看来，“编制人员少”是结构性的矛盾。“现在很多人说公务员队伍庞大，编制超员，我认为，很多部门里年轻人压力比较大，承担攻坚型的工作，但没有发挥作用的冗员也很多。”
公务员队伍“能进不能出，能上不能下”的体制，也受到一些青年公务员诟病。
“年轻人忙得要命，升不上去的老人闲得要命。而且后者当年也可能是我们这样很有激情的年轻人。”王路说，“因为‘为官就是不为’的逻辑，干得多还可能出错，今天忙的年轻人，明天就可能成为闲得要命的老干部。”
另一方面，政府部门的行政职能转型，则被青年公务员看好。“政府承担了大量不该政府承担的职能，真正把职能分给社会，才能给公务员队伍瘦身、减负。”林晨说。
对林晨而言，目前她留在公务员队伍中“打拼”的希望，一是晋升，二是“福利购房”。
虽然后者对她来说，可能是“画饼充饥”。据她所知，单位中有从2006年开始“排队等福利购房”的科级干部，至今仍未买到房。“但有一个饼画在那里，大家就还等着。”
本报记者 庄庆鸿 实习生 孙雨昕 郭美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