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让一个孩子失去监护

    广西隆林县德峨镇14岁男孩杨六斤，6岁时父亲去世，母亲改嫁，4年前爷爷奶奶相续去世，他独自生活。深圳康桥书院将他接到深圳去照料，准备资助他在该校读书，他目前已收到数额巨大的捐款。尽管他哭喊“我不想回去，我喜欢这里”，仍然被亲戚和镇干部带回广西。（《成都商报》6月25日）

    杨六斤无权选择自己喜欢的新环境继续生活，康桥书院无权挽留刚看到生活曙光的杨六斤，这一令人郁闷的结局源自当前未成年人监护权制度的漏洞。

    杨六斤的堂哥和镇政府干部声称，他改嫁的母亲已多年没管过他，联系他最多的就是堂哥了，所以，堂哥作为“实际监护人”有权替孩子“做主”。但在我看来，这所谓的监护权不像是对六斤的监管和爱护，更像是成人对孩子的统治和支配，孩子权益优先的原则在这里并没有得到体现。

    履行监护权，必须把孩子的权益和意志摆在第一位。作为法定监护人，杨六斤改嫁的生母也必须依法履行对孩子的责任，其多年来不管不问，已涉嫌遗弃罪，应依法追究，也可以依法剥夺其监护权。作为最近的亲属，堂哥能够偶尔接济和照顾杨六斤固然令人欣慰，然而，这种偶尔的“接济”不足以担当起监护的职责，也没有法律上的程序来赋予其监护人的身份。可以说，杨六斤被迫离开深圳的痛心一幕，是在向社会和法律界人士哭诉，未成年人监护权制度的完善和细化时不我待。

    这不仅是杨六斤一个孩子面对的痛苦。近年来，诸如“南京饿死女童案”等监护人严重失职的事件陆续曝光，其背后是我国未成年人监护权体系的粗疏和僵化。虽然1986年出台的《民法通则》和2006年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都对未成年人监护权的撤销转移做了明确规定，但至今仍无实际操作的先例出现，被舆论称为“僵尸”法条。

    杨六斤遭遇的困境直观地展示了这个领域的法制漏洞，法定监护人不履行监护义务，有资格、有机会进行实际监护的亲属或无心或无力，监护权又无法顺畅地转移给有爱心、有能力的热心人和组织，最终造就了不少孩子落入没人照管的困苦境界。

    把杨六斤接回去的镇政府其实可以为孩子做一件好事，那就是协调相关部门（包括司法部门、民政部门和孩子所在的村委会）和个人，抓紧确认他的最佳监护人。法律界人士和媒体也可以共同见证、出谋划策，共同商议形成一个完整的、规范的操作流程，包括讨论杨六斤应该回到深圳读书还是留在家乡，以及巨额捐款该如何管理和分配的问题。

    据媒体报导，民政部副部长窦玉沛近日表示，多个试点未成年人保护的地区，将开展监护失当未成年人监护权转移个案实践工作。建议有关部门把杨六斤遭遇的问题当做一个“破冰”的案例，探索出监护权有序转移的可行模式。如何监督惩处失职的法定监护人？如何提出撤销转移未成年人监护权诉讼？如何遴选出能确保孩子权益最大化的合格监护人？如何严格监管重新选定的监护人？这些都须有章可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