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界的未来在于青年”

    面对充满诱惑的物质世界，有人追求名利，而他却始终坚守在学术的“象牙塔”，不敢懈怠；面对错综复杂的社会思潮，有人放弃动摇，而他却一直以真理为准则，矢志不渝。

    “治学治所，肩挑双担，论史论政，心忧天下”——这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史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张海鹏的学问之道与人生之路。

    “我所理解的唯物史观，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精神”

    2006年春，一篇史学研究文章《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国的历史主题》引起关注。文中，张海鹏驳斥了一些人否定近代中国人反帝斗争的观点。

    为了及时发表这篇文章，已承担繁重行政和学术研究任务的张海鹏白天“挤时间”查资料，晚上熬夜到凌晨。短短5天，一气呵成。他以一种“战斗的心情”在文中写道：“研究和解读历史，是非常严肃的事情……如果写成人人心中的历史，则言人人殊，失去历史的本来面目，如果拿这种历史去教育青年，就会贻误青年。”

    面对大是大非问题，张海鹏一直这样“较真儿”。针对近代史研究领域出现的不良倾向，他撰写《中国近代史研究中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点面临挑战》和《对毛泽东中国近代史论的评价和近代史学理论研究中值得注意的倾向》；针对以“告别革命”为代表的否定以范文澜、胡绳为代表的老一辈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学者开创的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的思潮，他旗帜鲜明地“挺身捍卫”。

    “我所理解的唯物史观，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精神。”这就是张海鹏朴素的态度与一贯的坚持。

    “我要为党和国家的历史学领域站好岗、放好哨”

    2007年，由张海鹏主编的《中国近代通史》宣告出版。这套十卷本、550万字的丛书首次以政治史为框架，突破了以往中国近代史只写到1919年的老规矩，贯穿了1840年至1949年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等各领域，是近代史学界公认的“第一部大部头”。

    “研究近代史，就是要揭示1840年后的中国为什么要发展为1949年后的中国，就是要明白历史为什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由此明白中华民族复兴的历程。”牢记这样的职责，张海鹏桌前的小灯常常彻夜不灭。

    有人不理解，为什么一个人可以长期埋首庞杂的史料而不厌倦？张海鹏的同事们说，是一段“不堪回首”的经历磨炼了他。

    张海鹏出生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湖北农村。1964年8月到近代史研究所工作后，他参加了一年半的“四清”和劳动锻炼，回京不久即被卷入“文革”，直到1978年才获得参加科研工作的权利，1979年被评定为助理研究员。此时，他已年满40岁。

    但是，张海鹏相信，机会永远都垂青有准备的人。

    改革开放后，他进入了人生的“黄金时期”，几乎每天工作十几小时。至今，张海鹏已出版论文集6套，主编或参与各类著述、资料集、工具书等近三十种，各类学术文章约300篇。这些文章涉及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留学生、皖南事变、台湾问题以及中日关系等领域的若干专题研究，也涉及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若干宏观思考。

    如今，年过古稀，张海鹏的工作任务丝毫未减。从《中国近代通史》到《台湾史稿》，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中国近代史》编写到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筹备，他力争要“为相关研究领域留下若干铺路石子，可以留作后起的研究者参考”。

    “我是党和国家多年培养起来的学者，我要为党为国家的历史学领域站好岗、放好哨。”这是他的诺言，也是他的行动。

    “我有责任让马克思主义史学队伍后继有人”

    从1999年起，近代史研究所每年组织一次青年学术论坛，凡40岁以下的青年学者每年必须写出一篇代表自己学术水平的论文参加青年论坛。青年论坛完全由青年人担任主持人、报告人和评论人，完全按照国际会议的方式召开，最后评奖、出论文集——这是张海鹏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领导后倡导的一项行动。此后，一大批“60后”“70后”从青年学术论坛中脱颖而出，在国内学术界崭露头角。

    张海鹏在学术风气上鼓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学术观点上尊重原创、不压制人。他担任所领导的16年间，从没有主动参加院、所的评奖，而“把机会多留给年轻人”。

    “我国学术界的未来在于青年，我有责任让马克思主义史学队伍后继有人。”张海鹏说。

    在给青年学者修改文章时，张海鹏都会用红字特意标出他修改的地方，如需斟酌则用蓝色下划线标出并打个问号，应删去的地方标注着“是不是应改为……”

    正是由于这种不论长幼、不看级别的治学态度，很多青年学者都把张海鹏当作无话不谈的良师益友，更有比他小28岁的博士后与他“称兄道弟”。一些青年学者多次拒绝外面高薪聘请，留在研究所专心搞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01年卷）的封底印有张海鹏的一段话：“我们还要做出更多努力，比如还要培养他们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下功夫，使那些即将成为知名学者的年轻人记住，并且发挥近代史研究所范文澜、刘大年等老所长遗留下来的传统，即不仅要坐冷板凳，扎扎实实做学问，还要保持正确的研究方向，对国家、对社会抱有严肃的责任感。”

    新华社北京6月26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