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带给山里孩子“多一种可能”

    清晨7点，和往常一样，云南省腾冲县芒棒镇浙江师范大学行知学院希望小学新的一天在“响亮又热闹”的鼓乐声中开始了。

    33个孩子，有的架着比自己身体重上好几倍的大鼓，有的憋红了脸吹着号，有的不停伸展着胳膊击打大镲。5月的清晨，平均海拔3500米的高黎贡山还有些微凉，孩子们的长裤都破了洞，穿着凉鞋甚至是拖鞋的脚裸露在外，起满了皮。

    站在学校只有篮球场般大小的操场边，40多岁的张文广反复揉搓长满老茧的手心，黝黑的脸上看不出表情。一个小时的练习里，这个鼓乐队的“指导老师”会一直盯着挤在小操场上练习的学生，偶尔用嘶哑的嗓子去纠正学生的动作。

    每天早上和傍晚，都是这只村小鼓乐队固定的“表演时间”。而这种“表演”，他们已经坚持了1000多个日夜。摸着自己用钢筋串着木板搭起的谱架，张文广感慨道：“3年前你如果告诉我在我们学校能建起这么一支鼓乐队，我会觉得你在吹牛。”

    没有秘诀，只有用心

    3年前，当第一批中国青基会和奔驰公司资助的乐器抵达高黎贡山上的村小时，孩子们都冲出了教室，把鼓、镲、号这些“只在课本上出现过的”乐器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站在一边的张文广脸上笑着，心里却揪得慌：“村小哪里有像样的音乐老师啊？”

    那个时候，张文广教六年级语文和数学，还兼任学校的大队辅导员，尽管“天天忙到沾枕头就睡”，但把学校所有老师都数了一圈后，“怕孩子们失望”的张文广还是决定亲自上阵。上大学时，他是班里的文艺积极分子。

    要教一群没有任何声乐基础的孩子学乐器，难度可想而知。仅仅是让孩子感受到声音强弱分辨的这一堂课，张文广就用琴整整弹了10遍曲子，可效果仍然不理想。

    没有捷径可走，只能是一遍又一遍地练习。不过几十天的工夫，张文广的手心长出老茧。这个曾经在大学里最爱唱歌跳舞的“文艺青年”在孩子们入眠后，继续批改作业、学习音乐教材和乐器，每天一熬就是凌晨三四点。

    学校不比城里的重点小学，只是一张16秒曲子的简谱，都需要张文广去20多公里外的镇上买好纸，再用毛笔一笔一画誊抄好。这样一件张文广口中“简单”的小事，一般需要他花上大半天的时间。

    鼓乐队是建起来了，同时合练成了新的难题，张文广还需要一块足够大能摆放在操场上的“谱架”。那几天，他“愁坏了”，甚至夜夜失眠。学校资金有限，连教孩子们音乐课自己都是“义务帮忙不多拿一分钱”，张文广实在不忍心向校长开口。

    愁的慌，张文广就绕着校园一圈圈地走。几天后，他盯上了隔壁工地的钢筋，这个村小里备受学生尊敬的“张老师”在工头面前低下了头：“大姐，给我们两根钢筋好不好，我想给孩子们做个谱架。”

    要来钢筋，他和村里的师傅动起手来，把废弃的大木板打上几个洞，串上钢筋，立起来时，一个“谱架”就此诞生。

    靠着用钢筋和木板制作的谱架、几十张手抄大号线谱、还有1000多个日夜的练习，这支边境上的村小鼓乐队拿下了几天前在北京举行的希望工程鼓号队汇演全国第二名。

    尽管瘦了十几斤，又被同事打趣“憔悴不少”，张文广回忆起过去，只轻描淡写一句：“孩子们吃的苦，更多。”

    在大山，音乐有种“能抚慰人”的力量 

    把手搭在前面打鼓同学的肩上，后面吹号同学的手也搭上自己的肩膀，一列学生一边哼着歌，一边给前面的同学按摩起来。

    这个动作，是李红蓉练习间隙和同学们自创的。每天练习时间已不算短，但耐不住孩子们的热情，晚上总得张文广“黑了脸”，平日早该休息的孩子们才肯放下手中的乐器。

    李红蓉的肩痛就是这段日子患上的。12岁的小姑娘最喜欢把胳膊伸得直直的，只有这样“能让大镲的声音更好听”。握镲的手和胳膊一直不停抬上抬下，十几天的时间下来，手指被布磨出了成年人一般厚的老茧。

    摸着老茧，李红蓉把头埋的更深了，“这些都不好意思跟老师讲的，我不想放弃这个，我怕老师心疼我就不让我练了”。只是，每天练习结束时，她会把自己的大镲擦了一遍又一遍，轻声开口：“今天你辛苦了，好好休息下吧，明天见！”

    “大镲是我最珍贵的伙伴。”李红蓉的眼睛里噙满了泪水，这个小学五年级的山里姑娘，父母在外打工，一年只回来一次，平日在家的只有奶奶。想父母了，这个全班第一名以前只能偷偷躲在房间里哭，如今，她在墙上全是破洞的家里不停比划打大镲的动作，“不停地练就不会那么想爸爸妈妈了”。

    这种感觉，鼓乐队的旗手孙继云也有。这个山里娃打小就没了父母，被姨妈拉扯到8岁才上了户口，念到六年级时，他已经15岁了。

    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姨妈家靠务农为生，家里还有6个兄弟姐妹，太多次，起夜上厕所的孙继云，却总听到姨妈和姨夫的叹气声，偶尔还有哭声。

    挖地、割草、种玉米、割玉米，山里汉子才做的农活儿孙继云都抢着干，但即将辍学的境遇，还是让已经长到170多公分的孙继云忍不住在田里“一边干活儿，一边哭”。

    他的学习成绩一落千丈，在学校里也变得沉默寡言。数学老师刘尚丽看出了孙继云的心事，她鼓励孙继云参加鼓乐队。也只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孙继云很快迷上了小镲。尽管此前他叫不出这个乐器的名字，但他知道：“练小镲我能忘掉那些不开心的事情。” 

    看着孙继云越练越顺手，刘尚丽找了个机会跟他说：“你连这么难的小镲都可以学会，生活中的困难怎么就克服不了呢？”

    “能练习一天就是一天。”放学后的孙继云重新拿起了课本，有时还跑到在干活儿的姨妈和姨夫前大声唱《我要读书》。“只要我努力学习，说不定会有人能帮助我。”这个在渐渐长大的孩子，只用了这一句话，解释了他再次发生改变的原因。

    “音乐，对山里孩子来说，有种抚慰人心的力量。”刘尚丽想了想，一字一句地说着。 

    未来，谁来持续给山里孩子“多一种可能”

    山里孩子究竟有多喜爱音乐，在村小已经工作了14年的刘尚丽对此再清楚不过。

    前几年，云南师大音乐学院的志愿者来教孩子们音乐，10天后要离开时，整个学校的学生都跑到了操场上，力气大的同学挤到支教老师身边抱着裤腿哭，力气小的同学就远远站着一起合唱新学的歌。 

    “孩子们对音乐太渴望了。”刘尚丽心里很清楚，山里孩子生活贫困又单调，“丰富多彩”的音乐实在是“来之不易”。

    在捐赠到来前，每次去县城给孩子们买乐器的经历都是刘尚丽“最痛苦的时候”。钱不够，只能跟店主软磨硬泡，砍不下价，只能装出不买了的神情，嚷着“太贵了不买了”。街上转一圈，没办法，还是只能回来跟店主求情：“卖给我们便宜点吧，便宜点吧！”

    所以，当“希望工程快乐音乐”项目启动时，村小校长姚文昌早早地就报了名。“我们想给孩子多一种可能。”姚文昌从教几十年，山里孩子对音乐的渴望让他有了想法：“要是有乐器和音乐老师，孩子们或许能培养出文艺特长。”

    “说不定呢，他们以后读艺术类专业，甚至成为歌唱家呢。”姚文昌兴致勃勃地比划着。

    农村小学音乐课现状究竟如何？根据中国青基会在2009年对中西部11个省（区）106所希望小学抽样调查，结果显示，77.4%的希望小学没有专职音乐教师，教育部《全日制小学音乐教学器材配备目录》中规定的18种器材的达标率均低于10%，只有54.6%的学生能认识并唱出“1234567”七个简谱符号。

    但与之相对的，却是473名受访学生中，高达93.8%的学生都明确表示，自己喜欢音乐课。同时，87%的学生不赞成其他老师占用音乐课。

    “对于希望小学的孩子们来说，音乐是他们获得快乐的一种简单途径，也是他们表达情绪与感受的窗口，更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接触外面世界的桥梁。音乐没有国界，也不应该有城乡之间的鸿沟，他们理应与城里孩子们一样，拥有享受音乐快乐、追逐音乐梦想的权利。”中国青基会常务副秘书长杨晓禹说。

    带着这样的想法，4年里，中国青基会已为贫困地区乡村小学累计配备希望工程快乐音乐教室924个。除为村小提供乐器以外，还联络各省（区）的高校音乐学院，组织大学生到村小专门进行音乐支教。

    但在杨晓禹看来，未来要走的路，还很长。他呼吁：“期待更多的高等院校、专业音乐人士、社会爱心人士、草根组织等社会力量，都能够贡献自己所长，以人才、知识、资金、组织等形式推动项目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