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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07月04日 星期五
中青在线

在登山和科考中“学霸”们收获了什么

实习生 刘昶荣 郭彤彤 本报记者 齐征 《 中国青年报 》( 2014年07月04日   12 版)

    科考队出发前在学校合影

    2012年科考队在敦煌徒步

扫一扫,关注大学生旅游文化实践营

    编者按

    今年暑期,大学生旅游文化实践营的多个成员社团:北京大学山鹰社、中国人民大学自由人协会、中国农业大学峰云社、兰州大学绿队、北京师范大学绿色营地等,都选择了青藏高原——这块最艰难也最纯朴的土地来充实自己的暑期生活。科考也好,登山也罢,他们的暑期实践活动相对国内大部分高校而言,已经“走得更远,爬得更高”。虽然是作为一名学生去科考和登山,但是他们在暑期实践过程中的付出,付出后所带来的收获却将让他们一生享用。


    6月27日,大学生旅游文化实践营成员社团——清华大学山野协会举办了登山队和科考队出征仪式新闻发布会。发布会现场,两位队长最忙碌,大到抽调人手、分配任务,小到发队服、挂队旗都亲力亲为。会后的采访中了解到,在这样高风险的户外团队中,队长有着不可质疑的绝对权威,同时也承担着最大的责任。除了两位队长外,几位身材娇小、皮肤白嫩的女生队员也颇为惹眼,科考队中负责财务的涂江汇19岁,穿一件雪纺的白纱长裙,说话轻声慢语,这样的形象总觉得和青海藏区科考有些违和。

    科考队此行的目的地是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综合考察阿尼玛卿的神山信仰与转山文化。全队将参与转山,以徒步的方式让队员们经受挑战,同时深刻的体会与理解藏族同胞的信仰与文化。科考队的12人于6月29日从北京出发,随后展开为期17天的科考。登山队今年的目标是四川省雀儿山(主峰海拔6168米)。

    前期准备 厚积而薄发

    涂江汇是清华大学经济与金融专业的大一学生,她在去年协会举行攀冰活动时就有了加入科考队的计划,但是加入科考队有一个硬性要求,就是按规定落脚点独自爬上学校9米高的崖壁。为了达标,涂江汇参加了两个多星期的集训,每天中午休息的两个小时她都在崖岩练习。

    其实参加攀岩集训的同学大部分都是即将进行科考或者登山的山野协会会员,科考队平时的训练量非常大,负重训练需要背20多公斤的重物爬14层的建筑物20~25趟。涂江汇说能坚持下来的很大原因就是有小伙伴的陪伴,如果谁呼吸不均匀、速度太慢,其他队员都会在身边喊加油,团队力量是克服惰性的利器。

    清华大学第一支科考队成立于2001年,在十几年传承中,同学们通过经验的积累不断对集训摸索改进。2012年科考队队长张胜寒说,在甘肃省民勤县科考过程中,他发现很多同学的背包负重耐力有待提高。在今年的前期科考队训练中进行了调整。集训时间由4周变成了6周,最后两周的训练量逐步递减;负重量从每人20~30公斤变成15~22.5公斤,但是爬楼的次数从20次增加到25次。“整体原则是减少单次运动量,增长运动时间,以锻炼队员们的负重耐力。”张胜寒说。

    从登山队中独立出来的科考队沿袭了登山队很多好的纪律。首先是严格的时间观念,今年在社团集训选拔中,有一位新队员因两次迟到被开除出队。平时开会等活动,如果迟到1分钟也会被开除。“正点到达其实也算迟到,应至少提前5分钟。因为雪山上天气瞬息万变,如果没有在规定时间到达峰顶,即使只差不到100米,也必须下撤,下次再重新攀登。”今年的科考队队长陈怀说。

    与严格的时间观念相符的另一条纪律就是服从队长。有问题可以商议,但商议后队长如果有了最终决定,队员必须服从。采访中,陈怀分享了一个故事。去年冬天,有一支临时组建的队伍攀登灵山(北京市第一高峰),由于当时天气十分恶劣,队长命令大家往回撤,但当时一位“老驴”(资深驴友)认为自己有丰富的户外经验,可以应付这样的天气,就没有和大部队一起下撤,坚持登顶,最后不幸遇难。

    因为徒步是科考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路线筹备是前期准备的重头戏。今年负责路线的王彦博也是大一新生,6月18日刚过18岁生日。负责路线的同学体力要好,因为在徒步过程中,他要一直走在队伍的最前面,遇到复杂路况,还负责单独探路工作。王彦博的体能素质让大家很放心。涂江汇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在一次负重训练中,因为着急回去上课,他竟然将本已满负荷的两小时负重训练提前半个小时完成。

    采访的当天,王彦博拿出20多张地图,黑白线条的地图上他已经用蓝笔勾出了路线。为了节省开支,所有地图都用普通A4纸打印,然后用宽胶条做了一个简单的密封保护膜。地图是王彦博综合参照SRTM地形数据(美国太空总署和国防部国家测绘局以及德国与意大利航天机构共同合作完成联合测量,由美国发射的“奋进”号航天飞机上搭载SRTM系统完成)、Google Earth数据和各地驴友们的实际经验完成。

    俗话说台上十分钟,台下十年功。虽不是舞台表演,但每个同学都在用自己的热情和坚持演绎一出长达17天的“戏”,评判这出戏的标准不是观众的掌声,而是每个队员的安全归来以及内心的充实。

    跋涉路上 办法总比困难多

    今年科考队中有7位女生,超过半数,所以陈怀将徒步环节的距离和时长进行了控制:“每天只走20公里,并且每45分钟左右休息一次”。由于今年科考目的地阿尼玛卿山海拔基本在4000米以上,所以即使是夏天,陈怀也强制大家带上羽绒服。参加过2012年登山队的陈怀说,“高原的天气变幻莫测,前两分钟晴空万里,后两分钟就可能会下雨。所以在实地科考中的情况只会比预想更复杂。”

    “登山过程中,最常见而且最危险的状况莫过于掉进冰裂缝,通常现象就是走着走着就掉下去了,大约会卡在腰这里。”今年的登山队队长崔敬杰回忆起她攀登甘肃省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境内的透明梦柯时遇到的冰裂缝,“上山时,队员们会背着路绳,绳子一般会将3个人拴成一组,如果有一个人掉下冰裂缝,其他人会感到绳子拉紧,马上趴在冰上以增大摩擦力,队友就不会继续往下掉。”当被问到会不会害怕时,崔敬杰笑着说:“爬起来继续往前走,根本没时间去想害怕不害怕。”

    “体强多病”的张胜寒在队友心中是这样的:“逢车必晕,逢高必反,感冒、腹泻也是常有的事。但生病不服病,该干嘛干嘛,精神不输常人。”高原反应和疾病也是登山队和科考队必须面临的问题。张胜寒回忆去甘肃省民勤县科考时,他和队员周川都出现严重的水土不服症状,高烧并且上吐下泻,后来在队医胡晰淏的悉心照顾下两人总算好转。“在有人烟的地方生病,还算不错。如果在野外生病就最可怕了。”张胜寒说,所以在徒步过程中所有饮用水,即使是特别清澈的溪水也要煮沸。

    老队员们还面对过一些碎“小灾难”,比如胡晰淏不慎踩入近一米深的溪水,导致没有备用的徒步鞋从内湿到外,近视镜也被冲走;为了节省开支,和宾馆老板砍价,最终7个男生挤进一间屋子;赶到火车站时,还有十几分钟就要发车了,却发现取票机不能取票……

    能考进清华的同学大约都有被叫做“学霸”的历史,而“学霸”常被认为是“高分低能”。人们总习惯说,目前中国的教育体制让孩子的成长不那么健康。然而,这些挤过高考独木桥的清华“学霸”们,通过对自己的一次次挑战,向人们说明妨碍自身全面发展的也许不是那些无法改变的客观原因,而是你半途而废的退却。

    登山科考 危险也正是魅力所在

    发布会上,崔敬杰说:“登山队是为了爬得更高,科考队是为了走得更远。”这样将现实目标和理想追求进行完美结合的定位不禁让人叫好。

    清华大学山野协会正式成立于1994年,成立之初就是以登山队为核心。成立以后登山活动每年都会有。登山的风险远高于科考,校方不得不高度重视,所以在人力、物力方面投入了很多支持,因而也获得了校外的赞助。但是今年科考队和登山队都没有赞助,崔敬杰这位身高不足1.6米的女队长豪爽地说:“穷日子穷过,富日子富过,没有赞助我们就省着点儿,但是不会影响到登山和科考的总体行动。”

    登山这项运动,它的危险性同时也是它的魅力所在,所以即使困难重重,每年也会有人不断挑战极限。但是就整个户外运动而言,徒步科考比登山有着更广的群众参与基础。陈怀说,徒步科考的魅力也不亚于登山运动,而且徒步科考的参与门槛也相对比较低,可以满足更多人的户外运动需求。

    同时,徒步科考可以兼顾到很多科学人文色彩。“今年是藏历马年,也是‘宗教大年’,传说佛祖释迦牟尼属马,因此,在马年转山一圈相当于其他年份转山13圈。科考队也会加入转山队伍,前往昆仑山支脉,攀登藏传佛教四大神山之一的阿尼玛卿山,计划转山1圈。”陈怀说。今年负责课题的李佳莲,在前期准备中查阅了《阿尼玛卿山神研究》等书籍和资料,并与阿尼玛卿藏族文化中心、果洛文化局取得了联系,科考队会前往参观和访问。

    “参加登山队最大的收获就是有了一帮团结的队友”崔敬杰说,“不管做什么事,大家都能非常迅速地团结起来,向着一个目标努力,在其他场合或者团体没有这种机会。”大家的目标都是攀登,一起流汗,一起拼搏,队友在一起感觉很亲切,就像是一家人。还有一个感受就是团队意识会变得特别强,性格、价值观和人生观会在潜移默化中有所转变,队友也会影响你的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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