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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登记卡，是否就能终结小贩和城管的“游击战”？7月2日，广东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公布《广东省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和食品摊贩管理条例（草案修改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草案》），提供了这种可能性。
这一草案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引发热议。它究竟有多少突破性的“含金量”？是否能成为破解小贩城管“对峙”难题的一把钥匙？
相关专家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表示，广东这一尝试，将成为城管“人治”转向“法治”的新一步。
“城管问题上，疏导比堵更重要”
在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周志忍看来，广东的尝试是在破解城管问题的一大症结——“缺乏规范”。
“城管的尴尬，在执法无据、规范化不够。哪些地方可以摆摊、哪些地方不可以摆摊，没有明确的规定。这就导致城管治理上人治色彩浓厚，经常为了市容或领导视察，进行运动式的管理，导致小贩和城管打‘游击战’，双方的矛盾却始终无法解决。”周志忍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
多名专家介绍，纽约、巴塞罗那等一些国外城市的应对经验是，对摊位申请进行严格管理。
在这些国外城市，禁止摆摊的地段并非“领导拍脑袋”决定，而是制定一系列客观衡量标准：比如路面宽窄，是否有需要避免拥堵的基础设施，作为交通要道的人流量、车流量，或者有特别需要注重市容市貌的使馆等特殊单位。
而相对，现在我国大多数城市，所有的街道定义都是“模糊状态”。“有的小贩在一个地方摆了好几个月，突然才来城管说不能摆摊，他就难以理解。”
“现在城市管理矛盾突出，根本问题是，在城镇化加速、城市流动人口大幅增加的情况下，城市规划给小商贩的生存空间不够。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差距越大，矛盾就会越突出。”城管问题专家罗亚蒙说。
“同时，政府部门也要告诉小贩，哪里能摆摊。在城市管理问题上，要疏、导兼顾，‘疏’更重要。有疏才能有堵，堵才有效。”周志忍说。
收管理费，会引发新一轮“猫鼠游戏”吗？
《草案》的一面博得了掌声，关于“管理费”的另一面，也引起了担忧。
根据《草案》，划定区域摊贩、临时指定区域摊贩的清洁服务费、场地使用费及使用管理费实行政府定价，有条件的应当给予政府补贴、减免收费等优惠政策。
周志忍认为，收管理费本身不是问题，“政府定价是否合理，才是问题”。
他认为，关键在于，政府需要科学核算摆摊区域的管理、执法成本。“比如，食品摊贩可能产生较多垃圾，不同的摊位要设置不同的档次。”同时，政府部门也应公开计算管理费定价的依据，召开听证会，“和老百姓讲清楚”。
罗亚蒙也提醒，如果管理费过高，依然可能引发“猫捉老鼠”的游戏。
“我个人建议，按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最好不收小贩的管理费，但是专业保洁人员收卫生费是合理的，比如一天交几元卫生费。同时，残疾人、特困群体可以免交。”
但也有人提出，政府划定的“合法摆摊区”，是否会远离小贩原本摆摊的“旺铺”？
专家均指出，摆摊商贩是城市商业的一部分，但从功能上无法替代正式商店，因此，“是否旺铺地段”还需首先考虑城市管理需要。
罗亚蒙提议，在摊位区域划定后，政府部门还可尝试，根据小商贩的承受能力，对一些较好地段的铺面进行适当的“公开竞价”。“谁交的管理费高就给谁，这个费用用来保护环境和市容。”
“以后不管谁当城管局长，都得这么干”
《草案》中的一条规定，也被认为是“城管减负”的风向标。
那就是：“乡镇政府与街道办管理定点区域，城管管理非定时定点的流动摊贩”。
一位从业11年的基层城管队员认为，它是给“一个吹到极限的气球放气”。
首先，他认为，从管理区域上，《草案》意味着城管队员不再需要“包打天下”。“终于可能有地方法规，明确规定了乡镇政府、街道办的管理范围，而我们只管这之外的。”
“更有意义的是，原本整个城市都可能是不允许小贩摆摊的，我可以理解，他们无处安身，生存压力就会加大，就像一个吹胀的气球，很容易炸开。所以，他们和城管队员对峙时，就容易发生冲突。而现在，《草案》解决了这个问题。他们有了合法的去处，压力有了出口，这也让我们执法时可能遭遇的阻力大大减少。”这名队员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
周志忍认为，《草案》用地方法规的形式，还大大压缩了原本城管执法中的“灰色地带”，也让以后的政府规划更有依据。
“原本小贩摆摊的区域都是灰色地带，也就无法调研供需的矛盾。如果僧多粥少很严重，政府就应该进行拓宽马路、改善基础设施等规划。但这些都是以黑白地带为基础，否则就没法科学测算、规划。”
多名专家均表示，相比此前多地尝试划定摊贩疏导区，此次广东若出台地方性法规，是向法制化、规范化前进了一步。
“建立疏导区毕竟只是执法部门行政的一种探索，只是一条可能的解决路径。而立法考虑得肯定要更全面，有专家进行系统论证，覆盖多种解决路径，也会覆盖疏导区这种方式。”周志忍说。
多名专家认为，《草案》中的按抽签摇号，是一种“相对公平的做法”。罗亚蒙介绍，美国纽约对摊贩的管理也采取这一方式。
罗亚蒙认为，广东的这一做法，实际是城市治理方式的升级：“从行政命令到法律规章”。
“过去的疏导点是城管局用行政命令来推动的，制定条例之后，实际上是把行政经验法制化、固定化了。以后不管谁当城管局长，都得这么干。”罗亚蒙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