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加分存废之争

    因为哈尔滨、北京的中考加分风波，中考加分政策的废存之争再次引发热议。

    什么样的考生应该获得中考加分，加多少分合适，加分政策是否应整体废除？中国青年报记者梳理了全国31个省会城市的中考加分政策，试图梳理此间利弊。

    综合素质加分争议最大

    考生获得省级“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团）干部”等称号，在体育、艺术、科技比赛中获奖，是获得加分的渠道之一。

    31个省会城市中，13个城市对获省级“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团）干部”的进行加分奖励。对于考生参加体育、艺术和科技类比赛获奖者，分别有13个、8个和15个城市予以加分认可，但大部分都对可加分的比赛、名次进行了明确规定。

    近年来，三好学生、文体科技竞赛获奖者是否应该加分，在社会上引起了讨论。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周光礼认为，这些学生不应该获得加分，“公平是中考的生命线，教育机会必须根据分数和能力来配置。”

    他说，三好学生、文体特长生加分有违这一原则，学生的分数必须是裸考的分数，文体特长生加分容易人为操控。辽宁、河南等地高考加分政策的滥用就是明证。甚至，在一些地方，加分政策成为腐败通道。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余雅风告诉记者，一些加分项目设计的目的是好的，让一些品质、素质比较高的人享受加分，但在操作当中出现了不少问题，原因在于权力的监督没有做好，“在恶的制度下，好人也变坏人了”。

    她表示，改革中考加分政策，本质上需要建立更合理的学生综合评价制度。

    部分“子女”加分有政策依据

    在加分政策中，“子女”成为出现频率最高的词，例如，军人子女，因公牺牲及一到四级伤残警察的子女，获“见义勇为”荣誉称号市民的子女等。

    在31个城市中，绝大多数都对符合一定条件的军人子女给予加分照顾，这部分加分政策，通常由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会同驻地省军区政治机关根据实际协商制订实施细则。

    因公牺牲或一到四级伤残警察的子女出现在了22个城市的加分政策中。2005年，公安部、教育部、民政部曾联合印发《人民警察优抚对象及其子女教育优待暂行办法》，规定因公牺牲人民警察子女、一级至四级残疾人民警察子女报考普通高中、中等职业学校、技术学校的，招生时降10分录取。

    此外，29个城市对华侨、归侨子女给予加分优待。与许多加分类型一样，这样的加分在1990年已有法律依据，当年颁布的《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规定“归侨学生、归侨子女和华侨在国内的子女升学，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照顾。”

    加分作为社会治理手段打上城市烙印

    中国青年报记者发现，在一些城市，中考加分被作为社会治理手段使用，这些治理领域包括计划生育、招商引资等。

    例如，作为推行计划生育的奖励手段，31个省会城市中，目前有12个城市对农村独生子女、纯二女计生户进行加分。

    加分政策也成为招商引资的“工具”。银川规定，凡在银投资500万元以上企业家子女可降低一个分数段录取（每个分数段为10分——记者注）。哈尔滨也规定，为该市引资100万美元以上的侨眷子女，在重点高中统招生和配额生录取时加2.5分，在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统招生录取时加5分。

    内蒙古呼和浩特规定，从事环卫工作10年以上（含10年）的职工子女可降4分录取。这无疑体现了一个城市的价值取向。

    少数民族加分是否该适当调整

    与国家政策相承接的，31个省会城市均对少数民族考生进行了加分照顾。

    周光礼认为，少数民族考生加分是我国民族政策的组成部分，这个政策的社会基础是我国少数民族大部分居住在条件恶劣的边远地区，这些地区学生的发展处于不利境地，为了给这些学生提供一个平等的发展机会，国家政策可以向他们倾斜。

    在今年的北京中考，一些家长发现，一些获得加分的少数民族考生从小在北京市区定居，与一般考生几乎没有区别。

    余雅风告诉记者：“如果保护得过分了，对其他人不公平，是一种‘逆向歧视’。”

    记者注意到，目前，也有一些城市开始对少数民族考生的居住地或其他条件进行限制。如，重庆规定散居在汉族地区的少数民族才能够加分，沈阳、昆明则将加分限定为居住在少数民族乡的考生。在教育部《2014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规定》中，对少数民族考生的加分条件，也限定为“边疆、山区、牧区、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少数民族考生”。

    学者称追逐加分实为应试教育变种

    周光礼认为，在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不完善的情况下，中考加分政策在执行过程会走向反面，并衍生出新的不公平。一些情况下，加分的操作过程不透明，信息不对称，容易诱发败德行为。

    他说，中考加分政策应该被取消，因为它对教育公平带来不利影响，更重要的是中考加分政策会搅动整个义务教育。义务教育学校将为加分展开激烈竞争，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将成为一句空话。

    2010年至2014年，北京市中考报考人数下降但加分人数上升。 

    周光礼认为，这说明加分政策发挥了指挥棒的作用，引导更多的学校、学生、家长追逐加分项目，这是应试教育的一个变种，这是打着素质教育之名而行应试教育之实，“加分人数的急剧增加，充分体现了加分政策的巨大威力，也反证了这种政策没有存在的必要。”

    在周光礼看来，完善教育治理体系，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防止权力与利益的结合，这是解决问题的一个重要措施。

    本报北京7月13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