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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07月22日 星期二
中青在线

“学校和村庄成了两张皮”

乡村学校为何沦为乡村社会的“孤岛”

本报记者 马富春 张鹏 《 中国青年报 》( 2014年07月22日   03 版)

    放学路上,姐妹俩相约在山上拾瓢子。随着撤点并校,大山深处的教学点相继停办,大山里的孩子们上学不得不又赶几里的陡峻山路。本报记者 张鹏摄

    王世明老师的背影。本报记者 张鹏摄

    一阵疾风暴雨,山洪咆哮而下,阻断了学校通向外界的道路。暴雨中,小山村突然停电,昏暗的烛光中,校长郭巨堂不停地念叨:“娃娃们应该都回到家了!”

    郭巨堂的担心事出有因。他所在的宕昌县临江铺镇张家庄小学,恰好处在临近3个村庄中央的孤岛上。学生们上下学都要穿越山谷、跨过小溪,才能走到通往村子的水泥路上,而且有些则需翻山越岭才能回到家。每逢下雨,山洪暴发,溪水猛涨,师生就回不了家。

    令郭巨堂难以忘怀的是,前年夏天的一个午后,暴雨过后山洪暴发,洪水阻断了学校的出路。眼看学生无法回家,他一个个打电话,请家长来学校接孩子,可任凭郭巨堂怎么央求,就是没有家长来。

    “有些家长在外地,有些则不愿意来,要求老师送孩子回家。”无奈,郭巨堂和老师们只能守着孩子,直到洪水完全退了,才将学生一个个翻山越岭送回家。等自己回到家,已是凌晨,且身体已经被摔得伤痕累累了。

    近日,在甘肃省陇南山区走基层,中国青年报记者来到张家庄小学的时候,恰逢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老校长郭巨堂不停念叨着孩子们的安全。回想起前年那次雨后受困、孤立无援的经历,这个男人陷入忧思。

    西秦岭、岷山两大山系支脉的复杂交错造就了陇南的山大沟深。山高、谷深、坡陡、地少、土薄的特征,注定了宕昌一带长期处于农业社会且难以脱贫的现实。来自官方的数据显示,2013年,宕昌县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了3252元,而在一年前的2012年,这个数字还只有2550元。

    遍阅近年宕昌县的政府工作报告,狠抓劳务输出一直是该县的重点工作。2013年宕昌县输转劳务工10万人,创劳务收入10.5亿元,向省外输送劳务移民3000多人。

    而事实上,无论民间自发的移民还是政府大规模的政策移民,新千年以降,从未间断。青壮年纷纷逃离乡土,老人、孩子孤独留守,这样的现状在西部乡村再普遍不过。原本基础薄弱的乡村教育正是在逃离大山的大潮下苦苦支撑。

    乡村教师,曾是受人尊敬职业

    从1981年开始担任村学校长,郭巨堂在大山沟里一呆就是30多年。早年间,作为村里仅有的几个知识分子,郭巨堂虽然清贫,却也受人尊敬,书教得有声有色,村民很认可。

    可这些年,令他难以解惑的是,自己的学校逐渐成了一座“孤岛”,除了几十个学生和几个老师,学校和村里好像没有任何联系,村民们也很少会来到学校,学生一进校门,所有的事情都得由学校来承担。

    张家庄小学是“撤点并校”的产物。2007年,郭家湾村、张家庄村、罗黄家3个村子加起来尚有1639口人,短短几年过去,就减少了300多人,移民多移至新疆、酒泉瓜州一带。

    随着移民步伐的加剧以及乡村适龄上学儿童的减少,2006年,县教育局将周边郭家湾村、张家庄村、罗黄家3个村子的学校关停,在距离3个村庄差不多远近的位置新建了这所小学,孤零零地矗立在沟口旁的一块半坡上。目前张家庄小学只有学生151人,而且这个数字还在逐年减少。

    郭巨堂还记得,自己刚参加工作时,村子里人气很旺,村民都还耕田种地,一到农闲时节,人们就会三三两两来到学校,和老师们谈天说地,聊国家大事,有时候还会聚在一起下下棋、打扑克;平时谁家有人来信了,都会到学校请老师念,并请老师代笔回信。

    那时候,老师们一到节假日,也会去村民家串门。张家庄小学代课教师王世明家离学校有几十里地,经常不能回家,每到节假日,他都会去学生家里做家访,每到一家,全家人都在等待他。家里没有好吃的,就煮俩鸡蛋,做碗洋芋面,全家人围在王世明身边,谈孩子在学校的表现,请教他如何回家指导孩子上学。此外,还会和他聊起生活中的各种遭际和琐事。

    在郭巨堂的记忆中,很长一段时期里,学校成了农村的文化教育中心,村民们有事儿没事儿爱去学校逛。如此一来二往,乡村学校的老师和村民的关系比村长还熟络,村民尊敬老师,老师也全心全意为村民服好务,学校里有啥事,不用招呼,村民就赶过来了。

    财富是衡量成功的惟一指标 学校与村民几成平行线

    可近些年来,郭巨堂明显感觉到,学校和村民们之间的疏离感在加剧,逐渐沦为乡村社会的一方“孤岛”。

    郭巨堂眼看着村民一个个离开土地,打工挣钱,盖了新房,日子越过越好,但对学校和老师的认可和需求远不如前。较之以前的经常前来问事、请教,如今的乡村,物质财富已然成了衡量一个人是否成功的唯一尺度,年轻人长期在外打工,即使回到老家,不但不会来学校,见到郭巨堂,还会炫耀一番自己一年挣了多少钱,对他多年独守清贫当老师不仅不屑一顾,还不乏各种耻笑声。

    村民们陆续发家致富,乡村教师则一如既往清贫度日,二者的价值取向也渐行渐远,乡村学校和乡村社会之间的藩篱自然形成。如今的张家庄小学,自觉无趣的乡村老师很少走村串户,做家访的也寥寥无几,学校和村民已近乎两条没有交集的平行线。

    “学校是学校,村庄是村庄,完全成了两张皮。家长没人关心孩子的教育。”郭校长痛心地说。农民的钱袋子一天天鼓起来,老师们愈显清贫,不再受人待见,昔日热闹的学校也逐渐无人问津。一辈子献身山区教育,对于学校和农村社会关系的变迁,郭巨堂有着独特的洞察和切身的体会。

    无独有偶。笔者近日在甘肃省临洮县基层采访,农村学区教育工作者也有类似困惑。在临洮农村,随着年轻家长大量外出务工,农村学校已成为留守儿童的管教中心,家长把孩子放在学校,就放心去外面打工,对孩子平时关心很少,回家也很少进学校。如此一来,乡村学校和乡村社会的联系只剩下师生一条线,面对近乎空白的家庭和社会教育,学校教育成了农村教育唯一的主角,而学校脱离农村社区,仅凭自身努力,要扛起农村教育的这面大旗,着实堪忧。

    学校逐渐丧失了乡村文化高地的地位

    当然,乡村教育和乡村社会的疏离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乡村教育很难解决乡村社会的需求。一方面,农村家长昂贵的教育投资收益率正在变得越来越低,导致农村家长对教育的期望值降低。乡村教育因为缺乏好的师资,教育质量的低下导致学校升学率不高。此外,在陇南农村地区,农村学生“初中毕业即打工”的现象非常突出。相比通过教育改变家庭命运的道路,打工经济来得更快捷,更直接。另一方面,随着乡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农村文化的虚化或者空洞化现象明显,乡村教育目前显然不具备这样的功能,填补传统乡村文化式微留下的空白地带。换句话说,乡村教育丧失了营造乡村公共文化空间,丧失了乡村文化高地的地位。

    更直接地说,目前的乡村教育和乡村社会是脱离的,缺乏必要的交集。可以试想一下,如果乡村教育可以培训农民,推广科技,提供文化,满足乡村社会的一些需求,乡村教育将是另一番景象。

    从昔日乡村学校是乡村社会的文教中心,到如今逐渐沦为乡村社会的“孤岛”。被孤立的恐怕不仅仅是校园里的几个教师,而是农村社会在发展致富过程中对传统知识、乡村文明的漠视,这固然有学校关门办学的原因,更重要的或许是在传统向现代社会转型大潮中,乡村社会受裹挟后的无意识跃进和急功近利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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