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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龄30年的甘肃省宕昌县乡村代课老师王世明，因为从1989年开始出远门打工过4年，中断了教龄，他至今没有转正，他认为，“可能永远也转不了正了”。
如今，他的工资只有400元。而当年与他一起代课的教师转正后拿到了4200元。
王世明“出名”，是因为一张黑白照片。崇山峻岭之间，一个人扛着一根几十斤重的木头回家。他的眼前，几乎没有路，只有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这根木料是建完学校后剩下的，因为代课教师工资低，村民们便把这根木料送给了他。
这张摄于几年前的“木头抵工资”的照片，至今还时不时被网民翻出来，流传一阵子，感动一大批人。去年，他被评为“最美乡村教师”，可除了带回一块铜色的奖牌外，王世明的生活并没有多大的变化。工资条上还是雷打不动的400元。
王世明是1980年在郭家湾村当上代课教师的，当时他18岁，初中刚毕业。王世明清楚地记得，工作的第一年，他每月的工资是17.5元。两年后，他结婚了，陆续生下3个孩子。他的工资涨至每月40元，多了22.5元。
郭家湾村周边的几个村学，几乎被王世明教了个遍。教学条件一个比一个艰苦，离家的距离越来越远，走的山路也越来越多。
这些山路，王世明再熟悉不过。宕昌县地处甘肃省南部，紧接青藏高原边缘，群山环抱，地广人稀。宕昌是甘肃出了名的贫困县，山大沟深，交通不便，人多地少，自然条件恶劣，十年九灾。2008年的四川汶川特大地震、2013年的岷漳地震，宕昌县均未能幸免。
在孤岛般的邓家山，王世明一待就是9年，一个人撑起了一个学校。邓家山孤悬在山巅，200多口人，几乎都是文盲。邓家山小学最多的时候一学期有40多个娃娃上学。
村里决定集资给学校盖新房子，听说这个消息，王世明高兴得像个孩子，“房子是给学生们盖的，我也要出把力”。
因为代课教师工资低，邓家山全村同意，给王世明分了两亩山地，以补贴家用。当年，两亩山地收了600多斤麦子，王世明把麦子卖了，全部捐给村里建学校。
房子盖好了，听说乡上搞退耕还林，可以分到一批树苗。他又赶了十几里山路，把树苗拉来，种在了校园的四周。如今，当年他亲手种植的这些落叶松已长到五六米高,亭亭如盖，守望着这座已经废弃了的校园。
丈夫的苦，没有文化的妻子郭社莲最清楚。那条山路，时常有蛇虫出没，秋天的荨麻最毒，被“咬”上一口，瘙痒难受。最苦的是冬季，大雪深过脚踝，滑倒摔跤是常有的事。“雨天一身泥，冬上天天感冒，经常掉着鼻涕。”
在这条山路上，王世明独自走了9年。他一个人，带三个年级，既是语文老师，也是数学老师，既是音乐老师，还是生活老师。
山里人家，日子大都过得紧紧巴巴。学生们的书本，教学用的粉笔，都是王世明每年从县城买了，再用背篓背上山的。在崎岖的山路上，如果能碰见荡牛的学生家长，王世明还能轻松些，沉重的书本可以驮在牛背上。
但大多数时候，山路上除了他，就是他自己的影子。
学生们的学费，一时收不齐，到县城新华书店买书的时候，王世明只好拿自己的工资先垫上。缺的部分，先打欠条欠着。刚开始，新华书店的人不认识王世明，不肯拖欠，后来知道了这个代课教师的事，对方破例给他走了“后门”。
王世明没学过音乐，除了能吼两句秦腔，其他的歌一唱嗓子就把他“出卖”了。为了给孩子们上好音乐课，他就对着收音机、电视机学，“学会一首教一首”。
在邓家山，他为师严厉是出了名的。每当王世明家访出现在学生家里的时候，正在看电视节目的学生，一见王老师来了，便迅速关掉电视机抱起书本。
一看是王老师来了，村头很多人都招呼王老师到家里喝茶。王老师和中国青年报记者顺便走进了刘仇女家，她忙招呼大家坐下，倒完水，立马就要生火盆做饭。
山里人交朋友是以心换心。“王老师把我们邓家山的娃娃全部都带大了。”刘仇女端出烙干的馍馍，笑盈盈地说。她的两个女儿也都是王世明的学生，如今早已出嫁。
在邓家山，村里的孩子他送走了一拨又一拨，“大的大了，出嫁的出嫁了”。邓家山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大学生就是王世明教出的。
邓家山的9年，除了上课，王世明还要自己挑水做饭。面粉和菜都是从家里背来的，他的饭几乎顿顿不离洋芋，逢年过节才能吃上顿肉。
山里孩子的早餐，大多是啃干馍馍。王世明大清早起来就要忙着给孩子们烧热水。遇到中午不回家吃饭的孩子，王世明还要招呼学生们和他一起吃饭，左右都是洋芋饭。
9年间，王世明创造了一个不小的奇迹：没有一位适龄学生辍学。
事实上，在去邓家山小学教书前，为了养活3个孩子，他打过4年工。妻子郭社莲回忆：当时，家里的口粮是以荞麦、青稞为主的粗粮，细粮很少。即便如此，面柜也要空了，“日子紧困得很”。
1989年，王世明跑到青海刚察县的露天煤矿，当了一名挖煤工，每月赚100元。白天挖煤，晚上他帮不识字的工友写信、读信。 “不识字的出门人，太遭罪啦！”他感慨道。
除了当过矿工，王世明还上新疆拾过棉花。可无论是在黑漆漆的煤场、还是在看不到头的棉花地，他都渴望再回到讲台。他坚信：“要走出穷山沟，必须要学本事。没文化，出去只能卖死力气。”
1993年，毛羽山村邓家山社办村学，一个月只有40块钱，没有老师愿意去。妻子对王世明说： “为了不识字的娃娃都能识几个字，管它有钱没钱。”当时，3个孩子渐渐长大，需要有人看管。王世明最终决定上山教书，在邓家山小学，这一待就是9年。
2001年，邓家山教学点撤并至毛羽山小学。那一天，一种复杂的情绪涌上这个“光杆校长”的心头：他担心以后学校离家远了，会不会有学生到了上学的年龄，不去上学，成为文盲。
王世明爱看电视剧，当看到《亮剑》里的李云龙拿起大刀喊冲杀的时候，他便感觉心头一热。
“英雄是能够为百姓谋利益的人。我没有干出什么成绩，做得不够好，只能教山里孩子多识几个字。”王世明说。
2001年，就在给邓家山小学捐粮建校时，王世明的大女儿考上了陇南师范，一年的住宿费和生活费要5000元。从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这位父亲犯了难。
按风俗，孩子高考考上了大学，家长应该摆谢师宴。他也想请大伙吃顿酒，但无奈囊中羞涩。最后，还是女儿学校的校长出面解了围：“王老师啊，这个面子给我，你就不要请了，我来请。”
临分别，这位校长还特意叮嘱王世明：“不能让娃娃不去念大学!”
王世明一连跑了好几天，亲戚、同学那跑了个遍，才借到200元。“连路费都不够，咋能供孩子念书啊。”回忆往事，王世明不说话了，用大骨节的手，揉着湿漉漉的眼窝。
从亲戚家借钱回家中的那天，王世明一个人独坐在立交桥边，足足呆坐了两个多小时。最后，还是远在新疆的儿子，知道消息后，向战友东拼西凑，凑齐了姐姐的学费。送女儿上学的那天，王世明用塑料袋一层一层包裹着5000元，小心翼翼地交到了女儿手上。
命运似乎和王世明开了个玩笑。按照后来的国家政策，“凡是1984年以后一直在岗的代课教师都可以转正。”而因为从1989年到1993年中断的4年，王世明无缘转正。
王世明也参加过几次考试，都不理想。现在，他已经彻底错过转正的机会了。按照最新的政策，转正的代课教师需具备大专文凭，并且要通过普通话考试。眼看着，他再也没有机会了。
有人评价，这个“最美乡村教师”成了“一刀切”政策的“牺牲品”，被制度有意无意地伤害了，他不仅“最美，还最悲情”。
如今，王世明几乎是村里最穷的人。用他的话说，这个家“贼来不怕客来怕”——客人来了，发愁拿不出啥招待。
妻子郭社莲煮了几个鸡蛋招待中国青年报记者的“不速之访”。至今，这个家使用的灶具是火盆。做饭时，烟熏火燎的，满屋子都是呛人的烟。
有村民曾当面对王世明“冷嘲热讽”：“你干代课教师有啥意思呢，一个月的工资不如我们打工一天的钱？”
王世明的回答冷峻如铁甲：“人各有志，我爱这个职业。我相信老天会睁眼的，我不能前功尽弃。” 也有人问他后悔当了代课教师吗？他答：“君子怨命不怨天。”
但他毕竟渐渐地老了，2007年，他戴上了一只150度的老花镜，无论批改作业，上课，还是周末回家喂猪，这只棕边的老花镜成了他形影不离的“伙伴”。
因为2013年被评选为“最美乡村教师”，他生平第一次到了北京。他看了天安门升旗，参观了国家博物馆，在航天博物馆见到了“英雄航天员”景海鹏、翟志刚，还到了北京大学听教授讲留守儿童的课……
每一项安排他都记得清清楚楚。不过，回到宕昌后，他很少向学生和旁人讲起。他被自己的自卑打败了——“虽然我是最美教师，但是我是一个代课教师。上电视讲话的是我，其他人条件都比我风光，而我是穷山沟的土包子，活人的差距太大了”。
实际上，头戴“光环”的王世明的生活并未发生多大的变化。
学校照样会时不时地停电。在微弱的烛光下，王世明垂着头说：“作为3个孩子的父亲，我打50分，不及格。作为丈夫，我打30分，家里的农活儿全靠妻子一个人做。作为儿子，我打20分，老人有病的时候，我不在身边。”隔着一米多远，记者仍能感受到眼泪马上要从他的眼眶里挣脱了。
山里寂静，突然雷声大作，大雨瓢泼。“作为老师， 我最起码打60分。”这一次他没有停顿，语气坚定。
大女儿郭冯燕师范毕业的时候， 王世明恳求女儿：“要懂得吃水思泉。这一方水土养育了你，你必须为这个地方服务。”
原本有机会外出闯荡的郭冯燕，最后回到了老家，在临近的乡下一所中学，当了一名英语老师。不过，女儿的工资比王世明每月400元的工资翻了好几倍。
本报记者 张鹏 马富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