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见一幅好画,他会不由自主凑上前去。当他趴在画布上,会觉得身体就是画笔。别人作画有作够了的时候,他没有够,总嫌太阳落得早了。
他也曾在月光下走着走着,突然就被脚底斑驳陆离的光影摄住了心魄,作画的冲动“汹涌”而来,返身跑回画室,准备纸的那一小段时间对他也是折磨。
“这种遏制不住的欲望得不到宣泄真是痛苦啊。”他说。
而这位痴心于绘画的画家再也不能体会这种“甜蜜的痛苦”了。7月14日,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现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张立国去世,享年75岁。
他最常给学生讲:酷爱绘画和苛求美是一个画家的先决条件,而强烈的爱是保证这二者的唯一途径。问问自己还有没有一开始学画、接触好画时心里那种怦怦直跳的感觉,骗得了别人,骗不了自己。
他的画布常被自己涂得面目皆非,看着不满意的要涂掉,看着满意但是禁不起时间磨练的也要涂掉。
“具有独立思想的学者型艺术家,儒雅的外表下‘潜伏’着叛逆的现代意识。”是张立国首次大型回顾展策展人王明贤对他的评价。
即使在上个世纪60年代,红色主题性绘画是当时的主流,艺术服务于政治,张立国也没有成为先进政治的绘画者。他在中央美院创作毕业作品《广阔天地》时,最纠结的就是把什么放在中心位置。在初期的素描稿中,丰收的场景中人物处于画面的中心,完全符合当时的政治要求。而到了终稿油画稿中,人物被降低到十分次要的位置,画面的中心成为色彩缤纷的天空。在有限的范围内,张立国选择了色彩与形式的自主性表达。
他说:“我喜欢自然、真实、面向未来。”
当现代艺术大潮涌入时,张立国同代艺术家的处境都很尴尬,只有少数人顺利完成了现代转型,张立国是其中的代表。
他尝试着,把人画成影子,把身体画成线条,把水和河流画成色块,把建筑画成轮廓,构建一个线条、色彩和光影的世界。
他给自己的画展起名“自律的绘画”,希望突出绘画本身,让艺术回归到其自主性之上。
艺术评论家高名潞评价:“在他那辈画家中,他是少数能超出风格形式之外在题材立意方面追求某种‘形而上’哲学意味的画家。”
每当有人问起创作感受,张立国总会凝神说:“很复杂。”
他画室墙壁上嵌了一幅自己的作品——《幻想家的直觉》,构图是一个不成规则的球,下面是一些抻长的影子,长短不一,极力向上拉升。他觉得那些影子里有自己。
在他的诸多作品中影子都“如影随形”,他从小就喜欢人的背影,觉得影子要比形体静美,有想象的余地。他一直在追问:“影子是不是一种更真实的存在?是不是一种意义含量更高的实在?”
在首师大教授汪民安眼中,绘画就是张立国的生活方式。
由于出身问题,张立国曾在“文革”十年受难。而对于这一段历史,我们几乎看不到他的任何表达。他更愿意作画谈画。绘画是他抵制平庸和琐碎生活的有效闸门,把这个并不如意的世界阻挡在外。
他的妻子看到,他有自己的世界。看着嫩叶上的露珠在太阳光里微微颤动,他不由得就会泪流双颊;看着河水昼夜不息流去,他会痴痴地坐在河边怅惘。他说:“我希望在我的心中永远保留不受破坏的自然,我深信远离自然,人性是难以保全的。”
不善应酬,深居简出,张立国喜欢闭门在家揣摩《老子》、《周易》。他还读《爱因斯坦文集》、《古今数学思想》、《维特根斯坦》、《大提琴演奏艺术》。
“我没有想过要画成什么派进入什么圈,就是因为喜欢绘画,平时也很少与外界联系。”他说。
但他待人非常随和。与张立国同事20多年的戴顺智记得,身体不好年龄很大的张立国,办活动时,仍会跟大家一起搬桌椅教具。
商业时代来临,“拍卖”成为彰显身份、提供收益的有效手段。但当我们在网络上搜索有关张立国的信息,只有画展,没有拍卖。
同事李木在他去世后回忆:“张教授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他身上独特的艺术家气质。这在学院派的老师中,当时少见,现在也不多。”
看到国内有些画家去欧美后开始怀疑自己,认为自己的艺术无法再与西画抗衡。从来说话做事都慢条斯理的张立国也会有点激动:“太机会主义了!为什么要与别人抗衡呢?要战斗吗?艺术家也没必要打仗呀!”
“作为一个艺术家,艺术之外的事别想得太多了。”他常常这么说。
偶尔,他也会有“想多”的时候。看着北京某些蹩脚的人造环境,张立国有点着急,他甚至想给领导写信,他说:文化环境同快速发展的经济不相称,这种扭曲了的不平衡会影响几代人。现在的设计纯粹是用陈旧迂腐的观念把那些最现代的材料糟踏了。
他还没想好这信该怎么写,生命就终止了。
李木说,张立国是“孤独”的。在绘画上,他算不上“主流”;在教学中,他鼓励学生大胆创作,不理会“学生就该练基础”的成规。
张立国从清华美院退休时,院里并没有为他举办任何像样的活动,只有三个同事请他吃了一顿饭。他去世后,讣告安静地贴在学院门口,为之驻足的人并不多,很多老师同学至今都不知道他的死讯。
但总有人记得他。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杭间和中国青年报记者聊到深夜,他说:“要评价张立国和他的作品,该重新确立中国现代绘画史的坐标。张立国不做作、不虚伪,他是一个远没有被完全发现的画家。”
实习生 赵雅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