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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光是为了自己，还为了中国篮球。现在，教练、运动员相对于俱乐部，都是处在弱势地位，希望通过我这件事能够推动中国篮球进一步发展，我是真希望中国篮球好啊！”李昕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
李昕，中国女篮的标志性人物之一，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她是中国女篮夺取亚军的主力成员。上赛季，她出任浙江稠州女篮俱乐部主教练，但没有想到的是，当初签订的3年全保障性合同，现在成了一纸空文，她已经向杭州市西湖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上交诉状。
自中国篮球职业化以来，出现的问题并不少，但这还是第一次出现主教练状告俱乐部的情况。“我也没办法，俱乐部的做法太不尊重我了，所以我只有走这条路了。”
根据李昕的介绍，她和俱乐部于2013年5月14日正式签订工作合同。从李昕出示的合同可以看出，这是一份3年全保障性的合同，年薪为60万元人民币。上赛季结束后，稠州俱乐部不想继续聘用李昕，遂提出解约，但条件只是赔偿3个月的工资作为补偿。
“我当然不会同意。”李昕说，“于是和俱乐部方面进行协商，但没有想到的是，俱乐部为了逼我走人，接二连三地使出了一些‘下作’的手段。”
所谓全保障性合同，就是在乙方没有违约情况下，俱乐部想要提前解除合同，就需要全额支付工资。李昕和稠州俱乐部的工作合同中，并未将成绩和是否续聘挂钩，挂钩的只是奖金部分。比如，如果获得联赛冠军，奖金为20万元人民币。
“其实，我的要求也不过分，3年合同我只干了1年，俱乐部多给我1年，毕竟我到俱乐部来，是作出了很大牺牲的。”李昕说。
在加盟稠州女篮前，李昕是U19国家青年女篮的主教练，在她的率领下，国青女篮在世锦赛中取得了第5名。按照正常的情况，李昕在国字号主帅的位置上，发展会更稳定，据记者了解，中国篮协事实上已经为李昕准备好了续约合同，但出于稠州俱乐部的诚意，李昕毅然决定前往杭州。
“说实话，要不是签多年合同，我不可能去俱乐部。现在，我只干了一年，我没有狮子大开口，但俱乐部也得从我的角度上考虑考虑吧。”李昕说，“开始我说要一年工资，俱乐部不同意，我就说，咱们都各退一步。以12个月为限期，我去找工作，这期间你仍按月发我工资，超出12个月自动终止，但俱乐部还是说不行，只给我3个月工资补偿。”
提前解约，友好协商一直是职业俱乐部和职业教练通行的做法，如果协商不成，全额领走合同内的工资，也在情理之中。2012～2013赛季NBA，麦克·布朗执教湖人仅５场比赛后，就被俱乐部炒了鱿鱼，布朗就拿走了之后两个赛季的薪水以及补偿金，合计高达1100万美元。卡马乔离开国足帅位时，中国足协也全额赔付了合同期限的工资5150万元人民币。
“到目前为止，我从俱乐部只领了11个月的工资。俱乐部想和我解约不成后，不仅停发了我的工资，逼我转岗，还使用了其他的手段，这才是我最伤心的。所谓买卖不成仁义在，但俱乐部实在是……其中有很多非常难听的话，我都说不出口。”
据李昕介绍，俱乐部在想要与其解约后不久，就撤销了配给李昕的专车。双方始终达不成共识，俱乐部此时“恰巧”颁布了一些管理条例，比如“浙江稠州职业篮球俱乐部请休假及考勤管理办法”、“进一步完善俱乐部规章制度的通知”等，颁布时间都是2014年5月28日。“最后，俱乐部就是以我不遵守新考勤规定，单方面强行解除我的劳动合同的。”李昕说。
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李昕向杭州市西湖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递交了申诉材料，并聘请了浙江金道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黄河负责本案。
“我们认为，以这种方式结束劳动合同是站不住脚的。因为相关制度的制定时间是在俱乐部想和李昕解约期间，是否合理、合法存在很大的争议。而从整个案件角度和我们掌握的证据材料来说，俱乐部也没有太多理由解聘李昕。所谓不能胜任工作，也不能说没有夺冠的教练就都不能胜任工作，合同中也没有写明，不夺冠就可以解聘的条款。”黄河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出于作为律师的职业习惯，黄河并不想过早谈论对结果的把握性有多大，但他强调，从法律的角度上看，李昕事件对推动中国体育职业化、法制化进程有着不小的意义。
实事求是地讲，作为运动员和教练员，相对于俱乐部来说，是处于比较弱势的地位。在当下的中国体育界，运动员、教练员权益受到损害的例子不胜枚举。不久前，就又有NBL俱乐部拖欠球员工资的情况出现，足球俱乐部欠薪的情况同样时有发生。李昕状告俱乐部虽然是首次被媒体公开报道，但并不意味着李昕就是第一个遇到这类情况的职业教练。
“这个案件应该可以成为中国体育界里的一个经典案例。”黄河说，“体育是一个相对特殊的范畴，因为其他劳动合同中，是不可能出现‘完全保障性合同’这样的情况的。特别是职业体育，确实有它的特殊性，因为运动员和教练员在工作中会出现很多不确定性，出于保护弱者的目的，确实应该对他们的权益进行保护。李昕的这个案件的意义就在于此。”
事实上，李昕和俱乐部的纠纷，本不用诉诸法律，甚至不需要申请劳动仲裁。根据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的规定，当乙方受到不公平待遇或被违反合同条款时，有权向中国篮协提出申诉。但遗憾的是，中国篮协针对此事，采取了回避的态度。
“还是他们两家自行协商得好，因为涉及到法律问题，我们不好作出什么决定。”中国篮协运动队管理部部长叶庆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表示。但中国篮协也并未完全袖手旁观，篮协专职法律顾问在谈到此纠纷时明确表示：“其实这个案子很简单，就是俱乐部掏钱，李昕走人。”但即便如此，中国篮协仍没有勇气，承担起自己应尽的责任与义务，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篮协不仅不明白“家丑不可外扬”的道理，反而比较擅长把本可以在行业内部解决的问题，推到公众面前，进而对中国篮球的整体形象造成负面影响。就像之前的云南队欠薪事件，中国篮协本可以及时干预，解决拖欠工资问题并将云南队开除出CBA，但受到各方利益的牵绊，此事拖延好几年才得以最终解决。不过，几年间中国篮协的威信和中国篮球受到的损失，恐怕难以用具体的金钱来衡量。
正如黄河所说，申请劳动仲裁甚至之后诉诸法律，可能对中国篮球乃至中国体育的职业化进程，是一次更好的推动与促进。李昕也告诉记者，除了维护个人合法权益，更重要的是，希望推动中国体育的良性发展，“这种事，放到别的教练身上，可能也就忍了，但我不是这样的性格，从当运动员开始到现在都不是。希望通过我这件事，能够让运动员、教练员群体遇到类似事件时不再忍气吞声，让中国体育更职业化一点。”
本报北京7月27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