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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复制在教科书中，张作霖是杀害革命先驱的军阀；在评书大师单田芳看来，这位“东北王”可谓乱世枭雄；不过，在张学良弟弟的同学眼中，“张大帅”是个严厉的父亲。
这个当时只有五六岁的小男孩，到张家吃饭时，奇怪地发现饭桌上摆满了美味佳肴，但孩子们只能吃一碗米饭，上面盖着一层芹菜肉丝。
“他们家的规矩就是这样，让孩子从小养成俭朴的生活习惯。”如今95岁高龄的郄义回忆。
对今天许多人来说，无论是最新上映的大片还是黑白时代的经典，看部电影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了。可是，在一个9岁男孩的印象中，看电影如同一场战斗。
“文革”当中，绝大多数电影成了“毒草”不能公开放映，只能以反面教材的名义在一定范围内播放。为了看到这些“批判电影”，来自部队大院的刘俍和小伙伴们想尽办法：像《地道战》中的情节那样，顺着暖气道、顶开窨井盖、通过化妆室溜进放映礼堂；或者根据《侦察兵技术训练》里的知识，用“搭人梯”的方法，透过窗户缝隙往里瞅。
“对于同一个时代，儿童和成人的视角会很不同。你可能会觉得儿童的眼光幼稚、简单和可笑，但另一方面，儿童可能不会带有阶级立场，也不会有刻板印象，因而可能更真实、更亲切。”儿童文学作家保冬妮总结道。
这个北京作家挑选了9位作者，依次从上世纪10年代到90年代出生，请每人写自己童年的故事，集结了一套题为“中国百年个体童年史”的丛书。
学者周国平发现，如果把这9本回忆连贯地读下来，是同一个北京从北洋、抗战、新中国成立初直到“文革”和改革开放近百年变迁的轨迹。作为这套丛书的主编，周国平认为这种用童年记忆呈现时代变迁的尝试，为历史记录提供了一个特殊的角度。
在“10后”眼中张作霖像个掌柜老头，“50后”发现有人挨批斗还能坦然面对
就像一场穿越时空的舞台剧，这部儿童视角的历史从近100年前开演。
“开场白”由出生于1919年的郄义讲述。在他生活的年代，从北京城去西山还要骑毛驴，照顾富家少爷的保姆叫做奶娘。作为张作霖副官之子，郄义可谓见多识广。
在还是小宝宝的时候，他就接触过清朝贵族后裔、拜见过九世班禅活佛。在孩子的眼中，九世班禅是一个面色褐黑的老人，伸出瘦骨嶙峋的右手，在他的头顶上一按。
“我猛然感到，那是一只多么有力的手啊！”郄义回忆说。
相比之下，张作霖是个又瘦又小的老头儿。在中南海的殿内，他身穿藏蓝色缎子长袍、头戴黑绸瓜皮小帽，好像商店柜台后面的大掌柜。当所有人都起身迎接，他不慌不忙地踱到一个古式软榻上坐下，上面摆着吸鸦片的烟具。母亲拉过郄义去磕头，小朋友还心想：戏台上见皇帝才下跪喊万岁，他又不是皇上，凭什么……
但另一方面，这位爱摆架子的大人物，在教育孩子方面处事公正。郄义和他的儿子张学诗（后改名张学思）即张学良的四弟是小学同学。班主任对大帅之子很照顾，张学诗在学校里惯于调皮捣蛋，郄义就受过他的欺负。
后来，校长更换了极其严厉的老师。新班主任毫不留情，用荆条制成的教鞭抽张学诗的后背，还打出了血印子。
事情闹开后，张学诗的三哥带着一群卫兵冲进学校。张作霖知道了此事，把兄弟俩责罚一顿，并命令他们去向老师赔礼道歉，还坚持让那位老师继续当班主任。
“现在谁能想象，一个大人物会这样严于律己？”郄义感叹说，“长大后我才知道这个叫张作霖的人一生做了些什么事。”
“长大后”——这是不少人提及儿时记忆最常用的表述。对于“50后”刘俍来说，说出这句话不仅仅是感叹。
在《国防绿的小时候》一书中，他回忆了1966年围观批斗会的经历。批斗对象是著名的“胡子将军”孙毅。当时，昔日的老红军穿着没有领章的军装，带着高帽子，手里敲着锣，在围观中游街。人群走得非常慢，人们高呼当时最流行的革命口号，每喊一句，孙毅就敲一下锣，跟着重复。
刘俍发现，每当喊起“打倒反党分子孙毅”时，孙毅自己小声喊的却是“打倒老孙”。不仅如此，他一边喊着口号，一边像老顽童般偷偷向身边的小孩眨眼睛。
等到批斗会结束，这位生性幽默的将军依然带着高帽子，悠闲地迈着四方步回家。面对大院里的小朋友，他还踩着锣鼓的节奏，把头摇来摇去，让高帽上的穗子甩动起来，向不同方向做圆周动作，引得孩子们爆发出一阵阵大笑。
“那是老一辈革命者的乐观主义精神。”多年后，长大成人的刘俍说，“那种面对政治风浪，还能保持从容淡定的姿态让我很难忘。”
在周国平看来，正是通过儿童好奇的眼睛，才能“见成人所不见，在平淡中见有趣，在平凡中见真理”。
保冬妮认为，这种来自孩子的声音和记录，长期以来被史学界漠视。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她说：“最近的这百年，是叫我们惊异的时代，可用翻天覆地来形容社会乃至地貌景观的变迁。也许近代史能记录那些宏大的历史事件，但是作为经历这百年历史的孩子，他们在哪里？他们的声音和文字呢？他们是怎样生活的？他们有过的快乐和痛苦是什么？”
这也是她策划“中国百年个体童年史”丛书的缘起。她认为，作为政治文化中心，北京的发展历程，也能够描绘出这百年来中国的历史风景。这也是她把作者人群固定在北京的原因之一。
“10后”身处战乱也不忘记仰望星空，“80后”生活平稳反为房子犯愁
“90多年前，多么遥远的过去啊……那是爸爸的爸爸的爸爸的童年时代！”当打开郄义所写的《岁月深处的童年往事》，“80后”左月充满了好奇，“那时候的孩子是什么样？他们生活在怎样的城市？吃什么，玩什么，上学的时候有什么样的老师和同学？”
在她过往的认知中，提起那段岁月，脑海里不自觉地就蹦出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等字眼。她说得出武昌起义、辛亥革命等名词，也记得鲁迅笔下的闰土等文学形象，但还是觉得陌生而遥远。
郄义的回忆让她一下子走进了时空隧道，和老爷爷一起回到往昔。这位图画书设计师发现，那个年代的孩子恶作剧的方式和现在差不多。张学诗就会一把按住郄义的后脑勺，拼命地把他按弯腰，然后抬起一条腿，从脑袋上跨过去，在当时这个动作叫“迈毛”。
她还发现，虽然相隔近百年，孩子们都被大人逼着学画画、弹钢琴。提起童年的美食，无论年老年幼，大家都会流口水。
最让左月诧异的是，在那样一个兵荒马乱、军阀混战的年代，小小的郄义即便在上厕所的时候，也不忘仰望星空。他还立下当科学家的志愿，研究天上的未解之谜。
相比之下，左月的心愿可没有那么“高大上”。她最大的梦想是住进“大house”。这也是贯穿她《我有大头、下雨不愁》的一条线索。
小时候，她住在胡同的一处大杂院里，一家五口人挤两间平房。
她上小学时，搬进了爸爸所在的798工厂分配的12平方米的房子。左月有些自嘲地说：“这一间房子就是工厂的宿舍楼，是50年代初东德专家援建厂区时一起盖的，当初是为单身职工设计的宿舍。只不过专家们大概忘了，工厂里几千名单身汉们有一天也会结婚生小孩儿。”
等一家人把东西搬进屋摆好，基本上等于进屋就得上床了。晚上，左月和爸爸妈妈并排躺在床上，大人们的脚只能放在搭出来的那节木板上。遇到炎热的夏天，她就打地铺。第一年买的冰箱，第二年才腾出地方搬到屋里。
后来他们又换了房——15平方米的一居室外加一间自建的9平方米平房。
左月拒绝了记者到家里采访，理由是“屋子太小”。她还说，连最要好的朋友也很少来家里，如果见面都是约在家附近的咖啡馆。
作为第一代独生子女，左月跟着父母走进肯德基在北京前门开的第一家店，拿美国人的快餐食品当生日大餐吃；晚饭前则在彩色电视机前看日本动画片《圣斗士》、《花仙子》和《奥特曼》。
只是，在她“小时候”即将结束时，赶上了改革开放后特有的悲壮告别——国企改制、工人下岗。
对于这一转型，听着“当工人很骄傲”的说法长大的左月深有体会。当她读小学时，班长的爸爸是个大商场的经理。有一年圣诞节这位经理送给学校两棵圣诞树，挂在上面的彩灯足足闪烁了一个月。班上的同学都羡慕有个经理爸爸的班长，班长也说自己很骄傲。
左月在书中感叹：“当我知道何为骄傲并学会正确运用这个词的时候，工人的那份骄傲却没有传承到我这一代。”
但实现大房子梦想的重担，却压在了她的身上。她回忆，小时候最爱对奶奶说的话是：“等我长大了给你买大房子，我们每天都住在一起。”
奶奶没有等到她兑现诺言就去世了。如今，让父母搬进宽敞明亮的楼房成为她的心愿。“但我从来没有对他们说过。”左月说，“很害怕自己实现不了。”
她甚至想过，有一天，在父母去世前，她会握着他们的手说：“爸妈对不起，下辈子再给你们买房！”
这些经历让保冬妮感到唏嘘。她指出，这种对物质追求的坦白，在进入改革开放以后，儿童写作中越来越明显。“和半个多世纪前的儿童不一样，他们不再生活于家庭、社会的阴影中，他们有自己的生活圈子，有自己的小小故事；但另一方面，他们对金钱有直白的渴望，这是10后、20后、30后……以至50后、60后都不可能有的童年心理记录。”她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物质年代的“90后”回忆平淡无趣，战乱年代的“20后”童年跌宕起伏
起初，保冬妮邀请了一位著名哲学家的重孙女来写1990年以后的童年记忆。在她看来，这个女生出身书香门第，学习成绩名列前茅，是个理想的人选。
但初稿发来后，她发现“根本无法用”：“写的不是心里想的，而是老师要的。类似我如何学习、我如何练钢琴……就像没有任何灵气的木偶，没有一丝真情实感。”
保冬妮了解到，“她几乎没有属于自己的时间，妈妈每天带着她从放学的校门到补习班的大门”。
最终，21岁的李唐替代了这个女孩。刚刚大学毕业的李唐还在高中时，就荣获了台湾的一项诗歌大奖。这个自称“穿越时空的少年”目睹了通讯工具从传呼机到大哥大再到智能手机的转变，还经历了南斯拉夫大使馆事件、“9·11”和北京奥运会。
不过，这些重大事件在李唐笔下的记忆里只有短短的500字。反而，他认为“要说在童年我每天最大的乐趣是什么，毫无疑问，就是动画片时间”。
他放学回家后第一件事就是把书包甩到床上，迅速找到电视的遥控器，坐到沙发里，怀着激动的心情打开电视——整套动作绝对不到5秒钟。
这也让保冬妮很是感慨。她指出，这段距离我们最近的童年记忆，没有跌宕的故事，也缺少时代的激情，这是商品经济时代儿童视野里的真实记录。他们感受的只是微个体的小回忆，他们关注家庭中的细小变化，却很难在大时代与大社会的事件与变化中找到自己的足迹。
“这可能是物质年代儿童的特点吧。”保冬妮有些无奈地说。
相反，距离最远的童年之一——来自88岁的章咏所著的《民国女孩淑英子》，就像林语堂笔下的《京华烟云》那样跌宕起伏。
章咏是保冬妮的妈妈，小名叫淑英子。不过，选她来代表“20后”，并不因为她是策划者的母亲。仅仅从履历上看，这位老人就有太多故事值得回忆。她16岁就参加北平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活动，21岁到解放区的华北联大（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读书，解放后到刚刚成立的中国少年报社当记者。她参加过抗美援朝，也采访过彭德怀，还下放过“五七干校”。
在她看来，自己之所以从小资产阶级转变为革命者，与童年的经历有很大关系。1926年年底她刚一出生，奶奶就说：“这丫头命不好，她还没出生的时候，我们家日子多红火啊，她一出生，咱们的日子怎么就往下走了呀！”
淑英子幼时家境优越，据说当时全城只有4辆小轿车，她家就有一辆。民国临时大总统曹锟的五姨太和她是邻居，被她描绘成浓眉修长、眼睛水灵、一头秀发的美女。鸳鸯蝴蝶派作家张恨水来她家做客，她记得对方爱吃鸡蛋牛奶冰淇淋，“没有任何架子”。
事实似乎在验证奶奶的预言：等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不仅是淑英子这样的富裕人家，几乎整个北平的老百姓生活水平都直线下降。
章家不得不当掉皮袍子、丝绸衣服和金银首饰等。即便如此，每逢新年，孩子们连件新衣服也穿不上。大年三十的晚上，淑英子的爸爸就全副武装——暖和的棉袍子、线绒抹虎帽、只露出个眼睛——为了躲债，他直到半夜才哆哆嗦嗦地回家。
章家就这样由穷变富，又由富而衰——19世纪末，这户灾年流落到通州的殷实人家落魄成难民，在章咏的奶奶、一个寡妇的带领下慢慢崛起，殷实的生活让6个儿女过得衣食无忧，但是随着日本人占领北平，一切都在风云变幻中坍塌了。
“我们总在历史课本上看到民国初期民族工业的曲折发展。”保冬妮说，“但通过淑英子一个孩子的眼睛，我们看到了这‘短暂的春天’中，一幕幕鲜活的故事。”
“40后”的童年精神空间常被父母占据，“70后”开始进入以自我为中心的小世界
当昔日那个叫菊子的小女孩站在你面前时，你发现身高1米8的她已经是老太太了。她已经不再是依偎在父母——著名导演凌子风和电影演员石联星——身旁的小丫头，也不再是北京女排的主力选手。如今，凌丽住在一间只有35平方米的公租房里，一个人孤零零地生活。
只有回忆起童年，这位66岁的老人才会神采飞扬。她的嗓音开始提高，手不自觉地挥舞，激动得即便坐在空调房间里也是满头大汗。
虽然，她所谈起的儿时记忆，和人们惯常提及的童年无关。她不记得自己有没有玩具，说不清有没有和父母一起逛过公园，却能说出新中国成立时，母亲在电影《赵一曼》中饰演女主角，父亲正在拍《中华儿女》。
她用“天边那颗最亮的星”来形容母亲，把父亲送给她的贝多芬头像放在家中最显眼的位置。
“我自己没什么可写的，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孩子。”凌丽坚持说。在长达121页的回忆录《爸爸背后的菊子》中，她用四分之一的笔墨写父母的故事。
但事实上，她和明星父母的交流并不多。甚至凌丽这个大名，都是她自己在即将上小学时，根据外国电影里一个名叫华西丽莎的公主起的。
小学二年级时，凌丽接到爸爸从上海寄来的一封信。多年后，这个女儿回忆说，她捧着信放在胸口的时候，“觉得热乎乎的，就好像靠在爸爸身上一样”。后来几个月，她把这封信白天放在胸口，晚上拿出来一边看一边偷偷地哭。
这似乎是一代儿童的时代烙印。1957年出生于北京的刘俍，父亲是新中国第一批少将。在《国防绿的小时候》这本书中，他回忆了被周总理抱过、在北戴河见到刘伯承、和王朔一起在澡堂里嬉戏的故事。
对此，保冬妮评论说：“那一代的孩子，很少有自己童年的记忆，他们的记忆全是革命的记忆，也只有在那个年代，我们才可以找到这样的孩子。他们的童年与父母的经历联系在一起，父母在他们心目中占有巨大的精神空间。”
有趣的是，当时间推至1970年代以后，这种被大时代裹挟的童年记忆消失了。和菊子一样，如今36岁的卢悦也是小时候和妈妈一起生活。由于父母两地分居，他把爸爸当成客人。
“我很喜欢这个客人，家里都像过年一样，客人会带来很多好吃的。”时至今日，一听到熟悉的《马赛曲》，他就能想起听着爸爸最爱的古典音乐，骑着小马扎像战士一样冲锋的情景。
不同于菊子姐姐，卢悦并没有“一生都站在父母的背后，用整个一生来仰望他们”。这位心理咨询师的光阴故事，并不像其他人那样无忧无虑。他的笔下，老师对学生的态度绝对靠分数来决定，他们不再是前辈们记忆里的灵魂工程师，而是一个个会骂学生笨蛋、也会“用死鱼眼狠狠剜学生”的普通人。
“丛林原则已经成为描述的主要情节，男孩子间的争斗充满猎杀之气，有时甚至让人吃惊。”保冬妮分析道，“他们的小时候正赶上了时代的改革和动荡，他们不再被口号教诲，而是被分数教育。竞争和争夺成了小孩儿世界的目标。”
她尤其难忘卢悦在书中提到的一个幻想家园。就像童话《潘神的迷宫》中那个无助的小女孩，小悦悦把北京大学附近一个废弃的仓库幻想成一方乐土。
他总会想，如果有一天变成了乞丐，就要藏在这里，从家里拿很多被子，然后暖暖和和地待在这里。他还会给这个仓库编故事——从清朝大臣的房产到日本人的住宅，这里堆积了很多旧家具，这些东西可以让一个有着福尔摩斯头脑的历史学家，考证出一番神秘来。
但事实上，这只是个破旧不堪的仓库，棕黑色的木制屋檐刺向天空，甚至门锁也积满灰尘。
这种从“大时代”到“小自我”的变换，也让保冬妮很是感慨。“当社会发展趋于稳定，儿童的回忆可能更趋向于本真和自我。”她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而在大动荡和大变革的时代，成人都会身不由己，更何况是孩子。”
回忆童年，让“60后”热爱人生，让“70后”学会如何做父母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60后”保红漫的童年可称不上幸福。在她的笔下，那个时代的妈妈给孩子吃零食是冒风险的，小孩子是要干家务、会做饭的，吃个茄子还要到一个叫服务社的地方去抢。
“那时候的人可真是‘左’得厉害，连吃点儿葡萄干和桂圆干都算是资产阶级思想。”保红漫在回忆录《小屁孩保小姨》中写道。她是保冬妮的妹妹、章咏的女儿。
有一次，姐姐保冬妮吃了太多的桂圆干而流鼻血，被发现后母亲挨了一通批评，还写了“斗私批修”的思想汇报。
那是“文革”期间，章咏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多年后，保红漫颇为骄傲地向晚辈炫耀，早在两岁的时候就自己坐火车了。当时，一群来自团中央幼儿园的小宝宝们，跟着老师一起坐火车去位于河南潢川的干校。
在今天看来，那简直像电影里的黑白镜头。几十个2岁到5岁之间的小朋友，就这样坐着黑乎乎的闷罐车，一路进行，来了趟“幼儿园大搬家”。
“饥饿”是保红漫回忆童年的关键词。她一想起冬天就觉得“快要饿死了”。由于物资供应紧张，冬天几乎每天都吃胡萝卜白菜炖冻豆腐。“简直太恶心了，现在想起来我都想吐！”保红漫说。
或许因此，在《小屁孩保小姨》的书后半部分，她专门写了自己小时候会做的“美食”。土豆蘸白糖、馒头蘸白糖、酱油拌饭、面片儿汤……看上去都是极为普通的食材，却让她在回忆时馋得要流口水。
“我觉得你们小时候好吃的东西还是挺多的呀！有些比现在吃得都讲究呢！”看完这本书，保冬妮的女儿忍不住问。
对此，保红漫回应说：“物资可以匮乏，但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不可以匮乏；生活可能一时半会儿不热爱你，但你永远要用热爱的态度去生活。”
如果说保红漫的回忆想讲述一种生活哲学，那么卢悦的文章则想告诉刚刚上小学的儿子，爸爸曾经这样走过。
“过去我的父母给我讲他们小时候的故事，大多是当时有多苦，爸爸妈妈有多么不容易。”卢悦说，“但这种视角是俯视的，是为了教育孩子，所谓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让人很容易有逆反心理。”
他还记得连环画《一块银元的故事》。其中一位解放军班长回忆，自己的父亲被国民党士兵开枪打死，母亲被地主残忍地杀害，姐姐被当做“童女”成为殉葬品。
卢悦拒绝写这种“忆苦思甜”式的童年故事。在《悦悦是这么长大的》一书中，他告诉儿子，自己被数学老师指为笨蛋、书包被扔出教室的经历。
“当你的书包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飞出教室，里面的书本和铅笔盒里的文具撒了一地的时候，甚至连你的书桌都被扔到了教室外的时候，你能做的就是将自己的心蜷缩起来，让自己变成石头，这样就不会受到伤害了！”卢悦写道，“这是差生对待老师的最佳方案，不要让自己有感觉。”
之所以这样坦白，卢悦觉得，只有通过平等、坦诚的对话，才能和孩子良好相处，才能扮演好父亲的角色。在他看来，自己的父亲虽然是北大教师，却不太懂得父子关系。
比如，每天到了晚上6点，北大校园里就会响起广播台开始播音的前奏曲。曲子一响，小悦悦的眼泪就在眼睛里打转，因为这意味着他作业时间的开始。爸爸会用高分贝大喇叭的音量在他耳边怒吼着辅导功课，悦悦的耳朵嗡嗡作响，几乎什么都听不进去。
不仅如此，他的背还时不时遭受爸爸手掌的击打，疼不疼都没有感觉了，只是感到强烈的震动。而这一切都发生在那优美的前奏曲旋律中。
时至今日，卢悦听到这首曲子，鼻子都会酸酸的。
在序言里，他这样写道：“我知道，在我36年的人生中，我的‘悦悦’从未离开我。正如你将来也许会有同样的一天，和你的‘豆豆’在某个拐角处撞个满怀，也许那时你会明白爸爸此时此刻的心情，你会明白什么叫做‘青山不改、绿水长流’。”
李唐也在期待与未来的自己相遇。作为这套丛书最年轻的作者，他在书的最后一页写道：“有句话说得好：活在当下。没错，想那么多是没有用的。路是一步步走出来的，我喜欢‘在路上’的感觉，你呢？”
这也成为这一幕百年大戏的尾声。
从近百年前穿长袍马褂的“10后”幼童到如今玩微信的“90后”男生，从戴红袖章拍照的“40后”少女到拍彩色照片的“70后”少年，从穿梭在胡同尝青杏蜜的“30后”到吃哈根达斯冰淇淋的“80后”……正如儿童文学评论家方卫平所说，这样的“童年史”，为我们勾勒、保存了20世纪中国人生活中一份特别的历史线索和生存样本，让我们触碰、感受到一个世纪中个体童年的体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