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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8日，第101届环法自行车赛落下帷幕，这项百年赛事终于迎来第一位完成全部赛程的中国人——27岁的计成。尽管总成绩排名倒数第一，但计成仍然是中国自行车运动历史上的里程碑式人物。
因为计成的出现，人们不禁又要对中国自行车运动感慨一番。
一直以来，“自行车大国”的头衔更像是对中国自行车运动发展水平落后的嘲讽。其实，很多情况都已经改变，当计成为中国竞技自行车运动迈出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步时，中国业余自行车运动早已不是人们想象中的荒漠地带，如果留意北京、上海和广州等中国大城市的街头，不难发现近几年出现了许多销售运动自行车而非代步自行车的商店。周末，在这些大城市的周边地区，戴着头盔、骑着专业运动自行车的“车友”越来越多。
早在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已经有8名中国运动员参加了自行车比赛，但普通中国人对自行车是交通工具的印象根深蒂固，这一状况直到最近几年才有了明显改变，“自行车也是一项体育运动”的概念真正闯入了中国人的生活。如果就此进一步观察中国业余体育运动近几年的发展状况，不难发现，自行车“车友”群体的迅速壮大只是其一。
业余自行车运动的兴起
今年夏天，刚刚从北京大学毕业的硕士研究生李陶，是北京业余自行车圈中小有名气的人物，从2007年考入北大参加北大自行车协会以来，7年间，他见证了北京业余自行车运动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上中学时就喜欢骑车，考上大学之后，很自然地就加入了自行车协会。”李陶回忆，“刚加入北大自行车协会时，基本每个周末都会骑100～200公里，但当时主要是骑游，一边骑车，一边欣赏沿途的风景。”
2008年，李陶不满足于骑游，而是希望能达到一定的运动水平，一辆普通的自行车难以满足需求，他需要买一辆较为专业的运动自行车。那一年，在父母的资助下，李陶买了一辆一万多元的车，当时，这对于一名业余自行车爱好者来说绝对是一个“大手笔”，“家里之所以为我出这个钱，一方面是因为我从小到大没有上过任何课外补习班，父母说我替他们把上补习班的钱都省下来了。另一方面，父母的教育理念也很开明，我父亲说他当年上大学的时候也喜欢骑车，曾经从北京骑到了泰山，他们支持我参与一项自己喜欢的运动。”
买了专业赛车后，李陶开始参加北京的业余自行车比赛，“那时候业余自行车比赛水平确实比较低，2008年我第一次参加比赛，就拿到了一个爬坡第8名，之后的两三年，我一直稳定在北京业余自行车比赛的前10名。”
但从2008年开始，中国业余自行车运动已经驶入了快车道，“我明显感受到，参加业余比赛的人越来越多，业余选手的训练水平也越来越高。”李陶表示，从业余选手的规模而言，过去几年，人数至少增加了5倍，赛事的数量、规格也水涨船高。2008年时，北京一年举办的业余自行车比赛大约8场，现在一年不下20场；2010年，业余自行车比赛的冠军奖金达到1万元就很稀罕，现在，冠军奖金两万元的比赛比比皆是。
有一个现象可以表现中国业余自行车运动巨大的发展，李陶表示，“过去，从成都骑车到拉萨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但你知道现在有多少人在挑战这条线路吗？现在差不多每天都有200人从成都出发骑去拉萨。”
2008年，李陶那辆价值一万多元的赛车引来无数车友羡慕的眼神，但现在，1万元以上的车已经是车友的标配。世界知名的几大运动自行车生产厂商，近几年在中国开店的速度也在加快，几天前，李陶发现自家附近又有一家知名运动自行车品牌商店开业。
短短几年间，自行车运动在中国不再是专业运动员的专属，而真正接了地气。李陶表示，国内一些业余选手的运动水平已经达到了专业运动员的水准，不过这两个群体目前还是泾渭分明，“专业运动员多数还是‘苦孩子’出身，是在传统的体育体制下成长，主要是希望通过体育运动改变命运；业余选手则是有一定经济实力，有时间、有能力去深度参与一项体育运动的普通大众。”以自身的感受分析，李陶认为业余选手对自行车运动的追求来源于几大因素，“强身健体、对户外和自然的向往、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以及以最低的成本体验最大的快感。”
人们对体育运动的印象正在改变
广州的胡东业是一名企业高管，不过，他身边的朋友对他最深的印象却是“运动达人”。2008年，胡东业带着儿子练游泳，没想到自己也养成了游泳习惯，去年开始，他又爱上了眼下正风靡全国的跑步。
胡东业不仅自己游、自己跑，还每天通过在微信、微博上分享自己的运动体验带动了身边的一批人。
“每天的第4顿饭。”这是胡东业的一位老友对运动的评价。
出生于农村的胡东业，青少年时期没有条件也没有愿望去参与自己喜欢的运动，“没有想到，我年过40却爱上了体育运动。”胡东业的身体素质不错，每次游泳3000米或跑步10公里已经不在话下，他还希望自己的运动技能可以不断提高，“我还曾专门找到原中国游泳队总教练赵戈，请他指点我的游泳技术，既然喜欢游泳，当然希望自己能越游越快。”
可年龄在这儿摆着，身体素质也绝对不可能再像年轻人那么优越，胡东业后来渐渐放低了心态，不再强求自己的运动成绩，但同时，他又发现因为自己参加体育运动，给自己的企业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积极影响，“员工会认为，公司领导可以持之以恒地干一件事，这个企业也是有希望的。”
现在，胡东业不仅自己保持着运动的习惯，还鼓励员工参加运动，“我给他们发补贴，让他们也养成一个运动爱好。对个人而言，运动可以锻炼意志、提神醒脑，对企业来说也可以提高凝聚力。”
有一项运动爱好的人更容易受人尊重，这是胡东业意外发现的一条企业管理之道。其实，眼下国人潜意识中对体育运动的印象也在悄然发生改变，每个人身边都出现了几个酷爱运动的朋友，他们不是运动员，但对运动的热情和专注不亚于运动员。很多名人也以热爱运动的一面示人，除了一些知名的商界领袖热衷于登山之外，还有诸如车技不亚于写作水平的韩寒、滑雪水平不亚于演技的夏雨等。体育运动并非专属于运动员，“任何人都能追求自己的运动梦想”这种观念正在冲击着每个中国人。
民间体育运动的热情正在被激发
就像工业革命促进了生产力大发展，使得英国最早出现了有钱有闲的市民阶层，可以广泛享受体育运动一样，近几年中国业余运动水平的发展也与时代背景有关，“这是社会发展到一定时期的产物。”北京体育大学教授、体育人文社会学专家黄亚玲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一方面是中国经过近30年经济发展，社会生活水平提高了。另一方面是我们国门打开了，人们的视野更开阔了，看到国外提倡的公民社会，我们近几年也在倡导公民社会，公民社会的意义就是，一个社会中民众表达自己的诉求可以通过自我协调、自我管理、自我发展来实现。体育运动也是这样。”
黄亚玲表示，中国业余体育运动水平的发展实际上是在提醒政府，“体育不能再是一元化的，而应该是多元化的”。
“我们过去体育的发展只是依靠政府，结果就出现了‘广播体操人人做’的情景，当时出现这种情景，主要是因为我们要提高国民体质，但是社会资源又不够，可选择的手段不多，再一个就是体育由政府一家来抓，是一元化的体育。”
对老百姓来说，对健康生活的理解正在改变，所以人们对体育运动的热情也在不断提高。黄亚玲表示：“我们过去理解的健康可能仅仅是身体没有残缺，但现在心理不健康也算不得健康了。如果社会交往能力不行，也谈不上健康。而体育恰恰就是最有效的促进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的方式，健身、健心、益群，体育运动在这几个方面的作用都是其他文化活动不能替代的。”
当体育运动的热情在民间被激发，政府应当做好为体育多元化提供保障的工作，“我们要改变过去那种什么都靠政府的观念。现在是多元化的社会，政府根本就提供不了那么多的服务。现在大众这种多元化的需求，必须要依靠社会。”
美国体育的多元化发展模式最为典型，“美国的社会组织非常发达，体育没有政府照样能发展得很好。它的职业体育、群众体育、竞技体育发展得非常好，完全就是依靠社会力量来带”。
从中国的竞技体育来说，业余体育的兴起为打破传统的专业队模式提供了平台，“体工队、国家队选拔机制，是国家替你选择未来，家长替你选择未来。但我们今后俱乐部、社会组织办体育，是孩子自愿参加到里面来，他们通过玩、通过兴趣来参与这项运动，那样的潜力是无限的。”黄亚玲认为，这其实是为中国的竞技体育提供了可持续发展之路，“我们现在竞技体育的路是越走越窄，好多运动员只会体育不会其他，受到社会的诟病。很多家长看到这种情况就会说‘我可不能让孩子练体育’。另外，现在的孩子升学基本是唯一出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如果家长看到体育的出路，也可以在孩子成材上有多种选择，条条大路通罗马。即便孩子不做职业运动员，也会因为培养了一项体育兴趣而终身受益。”
本报北京8月2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