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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到了城镇化倒逼改革的阶段”，艾丰经济发展研究院院长艾丰近日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专访时表示。从去年开始，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艾丰、石军三人就开始主编《中国新兴城镇化理论与实践丛书》。艾丰表示，做这件事情，目的是探索世界城镇化、中国城镇化，特别是中国新型城镇化的规律，为实践提供方法论。
城镇化到底有多重要
记者：您怎样评价这些年中国城镇化走过的道路？
艾丰：从历史上看，中国对城镇化的认识远远滞后于实践，再加上政治运动等影响，中国的城镇化几起几落，曲折前行。
改革开放以后，人们对城镇化的认识进入了新的阶段。具体来看，可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不能阻止，但反感。农民包产到户后，农业的支撑作用强了，一些剩余劳动力涌进城市。这些人当时被城里人称作“盲流”。第二个阶段，从上世纪90年代到2011年。人们开始正视农民工的贡献，并呼吁保障其应有的权益。“农民工”概念的提出，成为这一阶段标志性的事件。第三阶段从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至今，提出了新型城镇化概念，城镇化被正式定位为国家战略。但还是太慢了！
记者：您认为应该怎样理解城镇化，才能深化改革推动经济的发展？
艾丰：要站在劳动生产率的高度来认识。过去一提到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农民收入，强调的就是提高产量。但增产这条路走到一定程度就陷入了瓶颈。因为农产品有两个特点：一、增产困难；二、增产多了卖不出去，还是赚不到钱。
怎么提高劳动生产率？单纯靠提高产量，这条路很难走通。答案是减少从事农业劳动的人数。而减少人数的办法就是城镇化，让农民进城。
如果那么多人都留在农村，那大型机械怎么发挥作用？现代农业怎么实现？劳动力减少后，农业现代化的需求会增强，家庭农场及各种合作社才会出现。
因此，城镇化是促进农业现代化的基础，是根本解决农村发展的必要途径，是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
城镇化对经济转型意味着什么
记者：转型升级是中国经济的第一要务。城镇化对转型升级意味着什么？
艾丰：城镇化恰恰是解决经济转型的“牛鼻子”。中国的经济转型是两个转型：发展模式、发展方式的转型。发展方式的转型，就是由粗放经营到集约经营。而经济模式的转型，就是由“两外模式”（过分靠外贸拉动，过分靠外延扩张）转变为“两内模式”（更多地靠内需拉动，更多地靠内涵提升）。
显然，过分依靠外需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走不通了。人们的关注点转到内需上。而内需拉动经济增长，最核心的动力依然是城镇化。
第一，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农民收入增加了，就会消费。第二，城镇化带来巨大的投资拉动。比如房地产，过去10年，每年对GDP的贡献率，约为1%～2%。而从发展方式的变化来看，城镇化的作用，仍然是非常关键的。发展方式要由粗放转向集约，但是人们对集约的理解，却往往忽视了空间配置的概念。而空间配置是实现集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由于土地成本、劳动力成本的原因，一个工厂建在沿海可能赔钱，但是到了中西部，可能就赚钱。因为成本下来了，效益就上去了。所以由粗放到集约必须考虑空间的变化。其实，城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突出了空间配置。城镇化是怎么出现的？是因为工业需要集中生产。人口由分散变成集聚，才有工业化。由此农村人口开始向城市集中，工业化与城镇化应该是相伴相生的。
城镇化的空间配置主要指三个方面，城乡之间、城市之间及一个城市内部（不同功能区）的空间配置。上海1990年代搞浦东开发，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就是资金问题。而解决这个问题，靠的就是空间配置的改变。当时很多里弄小厂占着上海市市中心的地皮。上海把这些小厂外迁了，然后，再把腾出来的地皮出让了，从中得到大量资金，之后再安排新的产业进来。通过这种产业布局的改变，很快就发展起来了。
城镇化倒逼了哪些改革
记者：您一直强调城镇化倒逼改革，具体来讲，这些改革体现在哪些方面？
艾丰：过去30年，特别是本世纪前10年，主要是以开放倒逼改革。对那些不适应WTO规则的地方，从宏观到微观，都作了非常多的改革，以适应开放需求。今后还要继续开放，继续用开放倒逼改革。但是中国深化改革的动力，能够产生倒逼作用的，最重要的是城镇化。
从深化改革的重点，也可以看到城镇化倒逼改革的轨迹。其一，倒逼了政府的改革。现在财税制度的改革、金融制度的改革，都与城镇化进程密切相关。换句话说，这些改革最重要的是解决城镇化中出现的问题。
其二，倒逼社会改革。城镇化离不开城乡一体的公共服务。农民进城，与市民待遇不一样，享受不一样的公共服务，城乡一体化就无法推进，所以公共服务的社会改革是城镇化的必然。
其三，倒逼农村改革。农村体制的深刻改革，现在才刚刚破题。比如土地制度的改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出的题目非常深刻：“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这就是城镇化逼出来的改革，这个改革要做起来非常难也非常深，因为涉及方方面面的问题。
本报记者 潘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