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砖银行：大鹏之动与骐骥之速

    ■作为国际金融领域的新锐，金砖银行势必颠覆与改写当下游戏规则；作为区域金融合作的成果，金砖银行无疑将影响与推动着未来全球大势。

    “大鹏之动，非一羽之轻；骐骥之速，非一足之力”——应验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六次金砖国家峰会上对彼此合作信心的愿景描述，在接下来共同签署并发表的《福塔莱萨宣言》中，金砖国家领导人发出了自携手以来的最强声音：成立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下称“金砖银行”）。

    里程碑式的合作成果

    当高盛前首席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在13年前首次提出“金砖国家”概念时，可能包括他本人也不会想到，这一学术新词会伴随着日后时间的推移被填充得越来越饱满和壮实，其中不仅仅是“金砖国家”成员由奥尼尔笔下的Brick（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变成BRICS（南非后来加入），而且“金砖国家”在世人的审视与质疑中频繁走动，从而不断收获着他们所努力的成果。

    自“金砖国家”于2008年在俄罗斯叶卡捷琳堡举行首次峰会后，这一国际性的高级别国家首脑会议至今已经举办了6轮，从提出推动国际金融组织改革和货币体系多元化，到申明致力于发展一体化和工业化的伙伴关系，从签署银行合作机制协议，到筹备建立外汇储备库，“金砖国家”合作的领域不断拓宽，合作的内容日臻深入，合作的步伐愈发加快，合作的结果更为务实。“金砖国家”在国际舞台上整体声音日益放大的同时，那些诸如“金砖失色”的唱衰言论也不攻自破。

    作为金砖五国迄今为止最重要的成果，金砖银行的核定资本为1000亿美元，初始认缴资本为500亿美元，由5个创始国平均出资；银行总部落户上海，行长在金砖国家中轮流产生，首任行长将由印度提名；首任理事会主席由俄罗斯提名，首任董事会主席由巴西提名。

    发动机与金铠甲

    国土面积占世界总面积的30%、人口数量占全球总人口40%的金砖国家无疑存在着十分巨大的投资与发展空间和潜力，然而，作为新兴市场，金砖国家却普遍面临着工业化水平不足和经济水平的差距，基础设施成了经济发展的重大掣肘。因此，金砖银行将自己的宗旨定位于支持金砖国家及其他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可持续发展，从而打开了国际投资市场特定一域的想象空间。

    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每年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在1万亿美元左右，尽管有本国开发银行以及类似亚洲开发银行、南美洲开发银行等金融机构提供资金，但这些银行自有资金规模都很小，而且基础设施投资具有回报周期长、风险大等特点，因此其能够或者愿意供给的资金就很有限。另外，以发展中国家为服务对象的世界银行也能提供资金支持，但总盘子只有3000亿美元的世行所能发挥的能力同样有限，即使是2013年世行100亿美元的新增贷款全部投放给发展中国家也是杯水车薪。从这个角度而言，金砖银行的出现，无疑为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增扩了一个崭新的融资渠道。

    动态地观察，金砖国家基础设施的更新和升级换代需求，未来将处于持续井喷之中。如巴西政府推出了改善交通基础设施的宏大计划，未来在高速公路、铁路、港口、机场和高铁领域计划投资1220亿美元；印度的电力、自来水、道路和住房改造计划也已启动；南非正在实施20年发展规划，许多地域的基础设施建设正处于初始化阶段；俄罗斯的远东开发计划进入落地阶段，大量的铁路和城市建设项目急需资本补充；中国铁路投资和城市棚户区改造渐入高潮。在这种背景下，金砖银行聚八方之力，驰援各国的基础设施投资，既解相应国家资本短缺之急，也能带动各国资本的有序输出。

    除了金砖银行能够发挥资金的规模效应外，金砖国家其实在投资领域存在着许多互补空间。例如，俄罗斯、巴西、南非等能源藏量丰富，而中国与印度的需求旺盛，前者可以吸引后者更多的资金进入；还有，相比于中国9.8万公里的铁路里程，巴西只有3万公里，但从国土面积看，巴西比中国少不了多少，显然，巴西很需要建造铁路，而中国的高铁具有丰富的建设经验和技术优势，完全可以参与巴西的铁路建设。同样，印度的城市管网改造，中国也能在下水道处理、隧道建设等领域提供充足技术支持。对于这些互补性的项目，在自身投资能力受限的情况下，能够取得金砖银行的支持，多方合力就可促成许多基础设施的快速与高质落地。

    引人关注的是，金砖银行在强化资本输出与援助机制的同时，还特别设立了应急储备基金，在规模为1000亿美元的储备基金中，中国出资410亿美元，俄罗斯、巴西和印度各出资180亿美元，南非出资50亿美元。因此，当金砖国家成员遭遇了金融危机或者在国际贸易与金融外汇市场上面临短期收支压力时，应急储备基金就会迅速提供流动性支持。因此可以说，应急储备基金为金砖国家打造了一件确保金融安全的铠甲。

    逆袭IMF与WB

    作为“二战”以后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的产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B）在过往70年的国际金融市场中扮演着最主要的角色和发挥着主导作用。然而，两大机构从诞生之日起就打上了美欧特色，其中不仅形成了美国人出任世行行长、欧洲人担任IMF总干事的特定惯例（迫于发展中国家的压力，世行两年前奇迹般地任命了韩国人金墉为行长），而且IMF与WB的投票权存在着向美欧的明显倾斜。

    资料显示，在世界银行票权结构中，金砖国家总共只有13%的投票权，而美国一家就占了15%；同样，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金砖国家的表决权一共只有11%，但美国一家则有17%。过分的是，当IMF和WB遇有重大问题时，如调整票权分配比例，必须以85%的票数通过；这就意味着，只要认为事件“重要”，美国一家就能一票定结果。

    问题是，“金砖五国”占世界经济总量已达30%。占全球资本投资为11%，占国际贸易总量达15%。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高达50%。因此，改革IMF和WB治理结构的呼声甚高。事态的最新进展是，IMF承诺将6%的份额从代表性过高的成员国转移到代表性不足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头上，世界银行也同样答应变革票权结构，然而，由于美国至今没有同意，IMF和WB的改革依然还是“水中月与镜中花”。事实上，即便是按照IMF和WB的改革计划，也并不能改变美国在两大机构中“一股独大”的地位，金砖国家的话语权依然处于弱势。

    在不能改变IMF和WB权力结构的情况下，金砖国家只能“另起炉灶”。可以说，金砖银行是发展中国家对IMF与WB不公平性展开的第一次“用脚投票”，它所挑战的是美欧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中不可一世的话语权地位，至少可以倒逼IMF和WB迅速和卓有成效地启动与推进治理结构的变革。

    当然，金砖银行以及应急储备基金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之间并不是对立的关系，后者应当是前者的有力补充。

    仅仅只是开始

    如同“金砖五国”相距遥远而给人赋予了极大的想象驰骋空间一样，金砖银行作为一个金融合作的多边平台，金砖国家同样可以借助于此演绎出更为恢弘的精彩大戏。可以说，金砖银行为金砖国家后续合作提供了实实在在的抓手和平台，不可逆转地将推动金砖国家迈向“利益共同体”。

    恪守平等共赢的合作机制，金砖银行应当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具有天然吸引力。相比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各种附加条件，金砖银行不会附加不平等条款，而且对金砖国家来说，投资贸易本身就是彼此的机遇。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一旦加入这样的组织，在本国主权不受影响的前提下获得投资资金，还能享受金砖国家的巨大潜力市场，同时还有应急储备基金保护金融安全，因此，开放的金砖银行不久的将来会赢得更多国家的加盟。

    就金砖国家本身而言，金砖银行提供的不仅仅是一种投资机制，其功能可以上升到信贷、贸易与汇率的多重安排。未来，金砖国家之间可以通过金砖银行、双边或五国多边的货币互换合作协议，相互贷款；金砖银行还会承担一些一般意义上商业银行的相关业务，如贸易跨境结算、资产运营等；金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可以借助于金砖银行平台在科技、能源等方面展开全方位合作，培育一个更为广阔的共同市场。如果不出意外，紧接金砖银行之后，金砖国家将成立功能与世贸组织类似的金砖国家贸易协议，展开金砖国家间投资与自由贸易的谈判。

    笔者以为，美元至今依然是全球贸易结算和金融市场上的最主要货币工具，而且目前似乎无人能取代。也正是美元这种特殊地位，金融危机中金砖国家“躺着也中枪”，后危机时代国际资本又大量逃离新兴市场，金砖国家再受冲击。然而，如在金砖银行的运作机制下，各成员国可以通过货币互换完成一定额度的贸易结算，从而摆脱对美元的依赖。

    正是具有“去美元化”的作用，金砖银行在促进金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投资与贸易频繁交流的同时，总会在将来的某一天催生出一种区域性货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