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制造了教育的户籍歧视

    多年关注中国教育问题，我发现，教育公平是困惑我国教育发展的基本问题，也是引发争议最多的教育问题。因为，公平事关每个人的权利，也牵涉诸多既得利益。我的新书《教育公平·让教育回归本质》，就试图面对当今我国教育公平的现实困惑。

    这本书，涉及随迁子女入学、异地高考，义务教育均衡，职业教育及民办教育被歧视，以至高考加分腐败、自主招生的潜规则等。我希望能从制度、机制着手，寻求治本之策。

    虽然教育制度改革“路漫漫其修远兮”，但想绕开制度问题，在现行制度框架下进行修补，总是治标而不治本。事实上，教育公平受制于教育制度。

    国务院日前印发《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明确提出要结合随迁子女在当地连续就学年限等情况，使其逐步享有在当地参加中考和高考的资格。对此，教育部副部长刘利民7月30日在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国正在学前教育、义务教育、中等职业教育以及在流入地参加高考等各个环节，加强随迁子女教育服务。

    解决随迁子女在城市求学、升学的问题，是我国改革教育公平最重要的措施之一。有舆论认为，这为进一步扩大教育公平扫除了障碍——一直以来，户籍就被认为是“影响公民平等教育”的重要因素。在笔者看来，将受教育者的求学权利、升学权利与户籍挂钩，造成了求学、升学的户籍歧视。

    此外，我国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主要以县乡财政为主。调查显示，近年来，我国加大了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可县乡财政在义务教育经费的投入上，还是占“大头”。由县乡财政保障义务教育经费，必然导致各地的义务教育资源不均衡，因为各地的教育投入将受制于各地的财政实力，这其实是我国义务教育存在严重地区差异、城乡差异、校际差异的根源所在。

    与之对应的一个现象是，地方政府只把户籍人口纳入教育保障范围，即，根据户籍人口确定教育拨款，这在农村地区似乎问题不大。但在城市地区，却存在严重问题——随迁子女在城市无法顺利求学。表面上看是因为他们没有城市户籍，其背后的原因，是义务教育经费保障制度。

    2008年，国务院明确要求，要以“流入地为主，公办为主”为原则，解决随迁子女的城市求学问题，这被视为教育公平的一大进步。很多人认为，按照这一规定，随迁子女在城市求学问题将不再是问题。而这不再是问题的问题，近年来一直有问题。

    今年，北京、广东等地，随迁子女入学的门槛比以往更高，执行也更加严格。一些无法满足入学条件的孩子，只能黯然回老家求学，成为留守儿童。大城市的教育管理者解释，由于城市生源增加，义务教育学位资源紧缺，无法满足所有随迁子女的入学需要，因此只有抬高门槛。北京教育部门甚至明确指出，保障受教育者的受教育权利，责任在户籍地政府。

    这显然有违教育公平。我国《教育法》明确规定，公民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可是，地方政府为随迁子女求学设置门槛，却没有问责，也无从问责。因为，按照相关规定，各地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对随迁子女入学进行规定。也就是说，地方政府设置门槛，并不违规。此次教育部在新闻发布会上也说，要“坚持分类指导，要求各省市因地制宜，合理确定随迁子女入学政策，保障他们平等接受教育”。解读这一要求，其潜台词就是：流入地政府可以“因地制宜”，视情况而定，而不是完全取消门槛。

    事实上，流入人口越多，流入地学校接收的随迁子女越多，所需投入的经费就越多。为此，国家层面不好强制要求流入地政府做到“一个都不能少”。而为节省教育投入，流入地政府就会设置很高的入学门槛。针对这种情况，国家层面设立了奖励机制，奖励那些解决随迁子女入学问题较好的地方政府。

    我以为，要建立解决随迁子女城市求学的长效机制，应建立新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由过去的县乡财政为主，转为强化省级财政统筹，才能做到省域内的义务教育均衡。同时，加大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力度，这就很大程度突破了户籍的限制。在此基础上，可建立“学费随学籍走”的机制。即，一个学生的学费可从流出地带入流入地。其目的是保障公民享有同等的国家教育资源，不是因地区而异，因人的身份而异。

    必须意识到，当前诸多的教育制度，在户籍上附加了教育福利，由此制造教育的户籍歧视。受教育者的平等受教育权没有得到保障。合理的教育制度，将从户籍上剥离不合理的教育福利，也由此降低户籍的价值，凸显每个公民个体的权利。这其实也是户籍改革的出路所在，我国的教育也才有更坚实的公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