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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岁的戈叔亚，用30年做了一件事：寻找抗战老兵——活着的和死去的。
这段找寻，将他从青年变为老年。而那些老兵，最年轻的也已经80多岁，更多的老兵早已撒手人寰。
今年是滇西抗战胜利、中国远征军光复腾冲７０年。作为滇缅抗战史专家，戈叔亚成为媒体最抢手的采访对象，他曾经从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在家里分别接受了报纸、电视台等5家媒体的采访。他的博客点击量更是超过100万人次，他的博文被认为是“了解滇西抗战史最为详实的信息来源”。
然而，让戈叔亚为难的是，他觉得自己患上了“写作障碍症”。30年来，他翻山越岭收集了大量一手资料，可 “那么痛的生离死别，那么重的不公不义，那么深的伤害，那么久的遗忘，那么沉默的痛苦”，他说自己无论怎么努力，写下的文字也只是“半截山水，不是全幅的写真”。
1983年的一天，到腾冲县出差的戈叔亚无意中来到腾冲国殇墓园，他惊讶地看到这里竟有9000多块中国远征军的墓碑。他惊骇万分，作为云南师范大学历史系刚毕业一年多的学生，他竟然不知道在自己的家乡曾经有过惨烈而悲壮的战争。
二战期间，为了保卫当时中国仅存的一条国际大通道滇缅公路，1942年至1944年的3年间，中国投入部队约40万人组成中国远征军，协同英、美等盟国到缅甸对日作战。在滇缅印的抗战中，中国远征军取得了胜利，但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伤亡20万，其中牺牲人数10万。而在这10万人中，有5万人是在第一次入缅战役中打了败仗仓皇撤退途中非战斗死亡的。
可是，这么惨烈悲壮的战争，从1949年到上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几乎没有媒介记载或报道过。学校里不教，媒体上不谈。“数万中国士兵的骸骨和一段惨绝人寰的历史，如此轻易地就被高山野草所湮没而不为国人所知！”学历史的戈叔亚内心受到极大的刺激。
之后他开始寻访在昆明的老兵。他去政协、民革、黄埔同学会要老兵的名单，因为没有单位介绍信，他常被冷眼相待。在那个年代，研究这段历史还是禁区。但也有朋友暗中帮助他，那时老兵们都是60多岁的人，听说有个年轻人在到处打听他们，便口口相传，“叫小戈来采访我”，他渐渐找到了一个又一个的老兵。
“滴滴哚哚，滴滴哚哚……在缅甸撤退时，雨点打在树叶上的声音，没完没了。40多年了，这个声音就像耳鸣一样，从来就没有从我的耳朵里消失。半夜常常因为触摸到死去战友的尸体而惊叫起来，醒来看到的是睡在旁边的老伴。”这是30年前，老兵王鉴对戈叔亚说的话。
这位又瘦又小的老人成天穿着一件旧风衣，骑着破自行车在街上摇摇晃晃。只要见到戈叔亚，就拉着他的手不放，不停地说：“我们肝胆相照。”数十年在劳改队敲打石头，使老人的手粗糙如树皮，但是戈叔亚却能感受到他内心的温情。
那个时候，除了战争细节，戈叔亚从不敢问老人解放以后的遭遇，害怕惹麻烦。但即使这样，老兵们也足以认为戈叔亚与他们“肝胆相照”了。
这些在烽火中幸存下来的士兵，在战后长达几十年里，动荡不已，万里飘零。他们中大部分人都遭受了极其不公正的待遇。戈叔亚所采访过的老兵，有的蹲过监狱，有的被打成反革命坏分子管制劳动，有的沦为乞丐，有的流落异乡再也没有回来。
老兵崔继圣的女儿，一个在招待所里的洗衣工，不善表达感情的她在见到戈叔亚后说：“几十年来，你是第一个问起我父亲的人，虽然他死了，但我们全家都很感谢你。” 崔继圣曾是负责主攻松山主峰的第八军荣一师三团代理副团长，当年戈叔亚找到他时，他靠在学校门口卖瓜子维生。戈叔亚想拍一些照片，却被老人严肃地拒绝了，他说这有损他的军人形象。
80年代中后期，一名台湾人想通过戈叔亚找到一批远征军老兵，给他们每人每月提供200元的生活费。然而，当戈叔亚再去寻找那些他采访过的贫困交加的老兵时，他们已经没有一个人活在世上。
在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姚安县务农的由国彬，战争中失去了右眼和几个手指头，后来靠剩下的几个伤指在县城帮人修理自行车艰难度日。
为了帮助由国彬，戈叔亚将老人接到家中，并在昆明一家单位给他找了一个看大门的工作，但当这家单位知道老人是远征军后，立即拒绝了他。戈叔亚万分难过，但70多岁的由国彬向他深深鞠了一躬，转身离去。后来，当戈叔亚带着有人愿意救济他的消息兴冲冲地去找他时，由国彬已经去世。
80年代，整个国家都忙于经济建设，而戈叔亚却沉溺于寻找老兵，“无论工作、走路、吃饭、睡觉、做梦，脑海里都被老人哭诉的故事塞得满满的”。
他通过朋友找到一些当年的旧报纸杂志和外文资料，并与海外的中国、日本、美国老兵以及老兵组织取得联系，然后将所获的支离破碎的资料、采访记录进行整理、对比和更正，再带着军用地图、指北针、录音机、照相机，前往滇西实地考察。直至多年以后，滇西抗战的轮廓才在他脑海中渐渐清晰起来。
滇西像一座巨大的历史博物馆。滇西龙陵县的松山，就埋藏着许多秘密。
发生在1944年6月至11月的龙陵战役，是一场异常艰苦激烈的攻坚战，中日双方集中了10多万人在龙陵县城以及周边几个山头反复厮杀，其规模远远超过了中缅印战区任何一场战役。龙陵之战最终以中国远征军的胜利而告终。
戈叔亚第一次去松山，是1985年6月。他坐班车、拖拉机、步行，一路走一路问，用了两天时间，才从县城到达松山脚下。
当戈叔亚筋疲力尽地爬到松山山顶时，眼前的一切惊得他瘫坐在地：整个山头密密麻麻地分布着大大小小的土坑窝，显示着这里曾经发生过可怕的战争。
后来，他在山下村民家中看到各种各样的、发射过的没有发射过的、爆炸的没有爆炸的、不同型号不同口径的枪弹。这场战争的惨烈，在多年后还清晰地留存着它的伤痕，1958年大炼钢铁时期，方圆几十公里的村民都上山来捡满山遍野的弹片、弹壳，常常将供销社的大院堆得满满的。
后来，戈叔亚多次上松山寻找史料。这场战役，中国人虽然胜利了，但胜利得那样凄楚。“留在大山上的伤痕看得见，但留在人们心中的伤痕是看不见的”。戈叔亚发誓要找到松山战役中，中国军阵亡将士的全部名单，将他们的英名排列供奉起来。
在走访众多远征军老兵时，戈叔亚希望能从老人的口述中还原当年战争的各种细节，但是他发现，每次采访，老人们讲述从缅甸惨败回国途中的故事要比入缅作战的多得多，常常说得泣不成声。已经不能说话、重病躺卧在满是排泄物的床上的老兵漆云鹏，才听戈叔亚说出“野人山”三个字，竟号啕大哭起来。
位于缅甸北部的“野人山”，林莽如海，山峦重叠，林中沼泽绵延不断，豺狼猛兽横行，瘴疠疟疾蔓延，是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撤退时最悲惨的一条路线，数万官兵死在山中。但是关于这段撤退的历史，大陆几乎无史料可查。
从2002年开始，戈叔亚去缅甸和印度实地考察远征军的路线，但是他在野人山周围转了七八次都进不去。缅甸不准外国人去作战的地方，去了也不准拍照，偶尔能往里走几十公里，戈叔亚和他的同伴却被缅方扣押了多次，几经周折才被放出来。
在印度蓝姆迦考察中国军人墓地时，由于这里已成印军的防区，他们被驱逐出来，拍摄的照片被勒令删除，护照被没收，印方的军车一直紧紧地跟在他们车后，没有一家旅店敢让他们住宿，他们只好半夜开车跑100多公里，最后借宿在朋友家。
尽管在缅甸和印度的考察艰难重重，但是戈叔亚还是一趟趟地去。“我要去看望没有回家的士兵。”
在几经波折的寻找中，一个残酷的现实让戈叔亚内心寒冷：除了在缅甸果敢有一尊没有被破坏的中国远征军阵亡将士纪念碑外，这里的中国军人阵亡将士公墓和纪念碑全都遭到彻底捣毁。
他在缅甸曾听当地人说，过去有过中国军人墓地、后变为居民区的地方， “常常发生‘闹鬼’的事情，住在这里的人惶惶不可终日，有的把房子卖掉搬走了”。 戈叔亚万分震惊，在他看来，这些“闹鬼”故事，其实“是中国战士的哭泣和呼唤，他们想家，他们想回家”。
“只有让千千万万远征军将士的忠魂回家，才能告慰那些在异国他乡漂泊了70年的10万英灵。”戈叔亚说。
这一夙愿终于在2011年得以实现。
2011年9月13日和2014年6月12日，云南省两次举行“中国远征军抗日阵亡将士”公祭活动，将部分在缅甸牺牲的中国远征军遗骸寻取回国，安葬在腾冲国殇墓园“中国远征军阵亡将士公墓”内。2011年9月13日，这是我国首次迎回远征军遗骸。
为了完成这一工作，云南省委统战部此前专门组成筹备组，到缅甸各地寻找遗骸，戈叔亚是重要成员之一。事实上，之前，他已经用10年的时间在缅甸和印度寻找中国阵亡将士的墓地，有的墓地他已经去过上百次。
每一次站在缅甸广袤的平原上，看着伊洛瓦低江的晚霞将美丽的庙宇映衬得金碧辉煌，戈叔亚总觉得这片大地有一种“史诗般的壮丽”。在30年的找寻中，他3次被迫失去工作。尽管非常“恐惧、紧张、思想受到很大打击”，但他仍然坚持了下来。
“我相信研究这段历史是正确的，我相信历史总有一天被正视和开禁。”戈叔亚说：“事实上，除了研究这段历史，我没有其他的路可走。”
因为研究这段历史，戈叔亚认识了美国、英国、印度、日本的一些老兵，并从他们那里获得了大量珍贵的资料。 每次和他们讨论这场战争，都感到他们和中国的老兵一样，“好像一生的时间和空间，都永远停留在1942年至1945年的缅甸、云南的热带密林以及印度的军营中”。
尽管现在官方和民间都在以不同的方式给予老兵关怀和帮助，但是这种迟到的补偿，已难以弥补沉重的创伤。除了极少的人之外，许多抗战老兵至死都没有得到一枚国家在抗战胜利60周年颁发给抗战老兵的“抗战胜利纪念章”，那是他们盼望了一辈子的荣誉。
“他们为国家而战，却没有得到国家的承认，这是老兵的痛，也是民族的痛。”为此，戈叔亚曾两次致函相关部门，“希望给老兵予政治上的关怀和精神上的安抚”。
让戈叔亚遗憾的是，目前国内对这段历史的研究还很肤浅，像宣传而不是研究。这些90岁以上风烛残年的老人，正在一个个地逝去，“即使现在来挖掘这段历史记忆，也已经失去了口述历史的最佳时机，这扇历史的大门将永远关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