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埃博拉打场持久战

    伴随着将近900名患者的死亡，西非埃博拉病毒的传播已经达到了史上最严重的程度。

    这还是一个年轻的疾病。1976年9月，扎伊尔北部城镇雅布库的老师马波罗·洛克拉突然开始了不明原因的发烧。尽管接受了治疗，疾病还是在一周后恶化为难以控制的呕吐、带血腹泻、头痛与呼吸困难。两周后，洛克拉去世。

    随后，这场疾病血洗了洛克拉所在医院周边的50多个村庄。参加洛克拉葬礼的亲朋好友也陆续染病，他们中只有3人幸存。

    这是埃博拉病毒的首次亮相。人们不确定它来自何方，不知道任何有效的治疗方法，更没有疫苗能防治疾病。我们知道的是，它行踪飘忽不定，曾沉寂过15年，后来又莫名其妙地爆发，一爆发就能夺走50%到89%的感染者的性命。

    看起来情况够糟的。可翻翻人类历史，肆虐的瘟疫一直与我们相伴而生。

    1347年，黑死病在地中海沿岸城市爆发，夺走了全世界7500万人的生命。一艘载有332人的商船从遥远的东方而来，到达开罗后，只剩下45人还活着。疾病从港口城市向内陆蔓延，就像黑暗的天使一般迅速降临于一个个城市，人们对它如何到来一无所知。到绝望时，人们聚集起来向上帝祈祷，鞭打彼此，祈望以此减轻身上所负的罪责。然而，很快，连有力气埋葬死者的健康男子都找不出几个。人们只有把死者扔进万人坑里。

    3年后，当瘟疫平息，每个欧洲城市都有四分之一至一半的人口死于这场疾病。

    现在我们知道，这场瘟疫是由耶尔森鼠疫杆菌引发的。它最终消停，很可能是因为疾病在感染路径中已经感染了所有的易感人群，最终，当人口被消灭得只剩下那些对鼠疫杆菌具有免疫力的人时，黑死病也就自动消亡了。

    出于类似的理由，与埃博拉病毒相比，一些令人闻之色变的病毒，比如艾滋病病毒，对于自己的宿主致死能力并不强。也正是这一点，令它们在宿主死亡之前，有足够的时间将自己传播得更广。

    而致死能力极高的狂犬病毒，则会在宿主身上安上“机关”，让他们在死亡前充满攻击性，借此把病毒传播出去。

    也许还得庆幸大自然放了我们一马：如果这几种病毒能直接通过空气在人与人之间传播，那人类大概差不多被病毒灭完了。

    无论有多么不情愿，我们总会与各种病原体一起生存，一路相杀。

    医学界至今在争论“病毒”算不算有生命。找不到宿主的病毒，只能算一枚惰性化学物质，它没有细胞，也没法通过食物为自己增加能量。

    然而，这种“惰性化学物质”却也有基因，能不断复制，能感染动物、植物、真菌、细菌，并且在一轮又一轮的自然选择中进化。

    为了自己的生存，人类不得不研究消灭病毒的方法。而病毒也早早将自身整合成了大多哺乳动物DNA的一部分。在千万年的进化史上，它们不打一声招呼地感染、嵌入在我们祖先的精子与卵子上，并一直被保存下来。

    有科学家认为，也许10亿年前第一个细胞核的形成，就是源自一个大的DNA病毒在细菌细胞内居住。有了细胞核，才有了后来的一切生命，若这是真的，我们都是细菌与病毒的后裔。

    2010年，欧洲一些生物遗传学家从埋葬黑死病死者的万人坑中提取蛋白质，并对其DNA作了分析。他们最终不仅确定了黑死病的元凶是耶尔森鼠疫杆菌，甚至还原了人类历史上三次大鼠疫的细菌传播路径。

    “它们大肆夺走人类的生命只是一个意外。它们原本的宿主只是啮齿类动物，比如土拨鼠和老鼠。”重构了数百年来瘟疫的传播途径后，生物学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这些小到肉眼看不见、也没有长手长腿的生物，就这样在第一时间，随着人类的足迹，逛遍了全世界。

    如今令全世界闻之色变的埃博拉病毒，主要攻击对象是血管内皮细胞，因此患者看上去分外恐怖。病毒通过在血管上“挖洞”，令血管决堤，且其复制速度快得让多数患者的肌体来不及招架。

    好消息是，对人类有致病性的埃博拉病毒主要通过体液传播，因此我们不必太过恐惧。坏消息是，人类从不知道每次爆发的第一位感染者从何处接触到这种病毒。无疑，即便这次隐入深林，它也依旧会活跃在猩猩、豪猪、蝙蝠等我们知道或不知道的生物身上，等待着下一次的爆发。

    这也是太多病毒与人类走过的命运之路了——虽然只在人类社会中出现了不到40年，它们却注定与我们一起长久地共存在这个星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