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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的法律界人士，最近两周都把目光聚焦在上海。7月中下旬，上海公布了最新一轮的司法改革试点“简要方案”，具体实施细则4家试点法院正在制订。
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院长季卫东称，本次司法改革方案的最大亮点在于“法官、检察官的员额制”——将法官、检察官缩减至法院员工总数的33%，剩余52%的人将成为司法辅助人员，15%的人将成为行政管理人员。法院运行将“以法官为中心、以审判为中心”。
中国青年报记者了解到，上海各级法院的法官数量目前大约占总人数的50%至60%，也就是说，至少将有17%的法官要从“医生”变为“护士”。
谁能进入33%的“精英队伍”？一名基层非试点法院的青年法官对记者表示了担心：他们这些在一线办案的青年法官，会因为行政级别不够，而被挡在“精英队伍”之外吗？这33%，会不会成为领导们的专属俱乐部？
谁能成为33%的“精英”，领导还是一线办案法官？
最为确凿的信息就是33%。根据“上海司改方案”的规划，这33%的“精英”法官，未来将成为法院的“核心”。他们对自己办理的绝大多数案件具有独立的审判权，审判一个案子，不再需要向庭长、院长请示并得到同意签字后再出裁决文书。同时，他们也将会对自己每一次审判“负全责”。
最令人关注的问题是——谁能进入这33%的“精英队伍”？
上述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的基层青年法官判断，不会是自己。尽管他已入职5年，且一直在一线办案，但职级不够，“不可能让助理审判员成为法官中的‘医生’吧？”这位年轻人称，自己过去出门办案，虽然辛苦，一般会被老百姓尊称一声“法官”；未来一旦进入不了33%的行列，他担心自己只能是一名辅助医生看病的“护士”。
尽管并不认同进入33%即为“精英”的说法，但华东政法大学司法研究中心主任游伟，还是要为青年法官进入33%吼一嗓子。这个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出身的教授，看过“上海方案”的详情，也对方案的制订过程略知一二，他尤其关注“那33%的准入标准是什么”。
游伟告诉记者，在法院系统中，有很多“不办案”的“法官”。这些人具有较高的行政级别，实际工作却可能在机关党委、办公室、工会、案管办、政治部等。他们因行政级别而“自然而然”拥有了“法官职称”，且职称不低：比如，行政副厅级可能是三级高级法官，行政正处级、副处级的资深工作人员则可能是四级高级法官；还有一些法院领导，从其他党政机构等地调来，而他们一进入法院，也将“自然而然”获得一个高级法官职称。
“33%会不会优先从高级法官中选人？那些已经长期不办案——甚至从没办过案的高级法官，要不要统统算在33%之内？”游伟对此表示担忧。
游伟认为，如果让那些长期坐办公室的“领导们”进入那33%的“精英”，因其办案能力、时间和经历有限，这些人很可能一年只办五六起案件。而如今的一线审判员，少则一年办数十起案子，多则一年办几百起案子。如果挑不到合格的“办案能手”，将对33%的资源造成不当挤占乃至严重浪费。
曾在一所基层法院民事审判庭工作、现为法学教授的王福华直言，如果法院让没有审判经验、却空有高级法官职称的人，通通进入到33%的“精英法官”队伍里，“那（很多案子）就可能成了瞎判”。
现状：办案多少和质量如何对法官职业晋升基本没影响
我国基层法院长期存在“案多人少”的情况，“上海司改方案”为何还要大幅度削减法官数量？
“减到现有法官总数量而不是全体法院员工数量的33%，还差不多。”游伟告诉记者，长期在一线实际办案的法官数量，其实并不多。
据他介绍，有的法官，因为办案优秀当了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甚至副院长、院长等，一经提拔后，就不办案了；有的法院“领导”，从其他机关调来，虽有“高头衔”，却不会办案；还有的行政人员，被提任上处长、工会主席等行政级别后，也会同步提升法官等级，但还是不会去一线办案。
上述情况造成了现今的尴尬局面——很多年轻法官进入法院之后，一开始“拼命办案”，但最终目的却是有朝一日被提拔当上“领导”，可以“不办案”，甚至有机会“管人”、“管案”。
记者从不少青年法官口中了解到，办案不仅辛苦，还需要应付方方面面的关系，工作压力极大。但是，办案多少和质量如何，对于一名青年法官的职业晋升、薪资涨幅，“基本没有太大的关系”。而一个不低的行政级别，却能为青年人带来更高的收入和更高的“法官职称”。
根据我国《法官法》，“法官”这一专业技术职称被分为12个级，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为首席大法官，二至十二级法官分别为大法官、高级法官和法官。其中大法官分为两级，高级法官分为四级，法官分为五级。
然而，影响法官薪酬高低的，却并非“法官职称”等级，而是行政级别。
王福华告诉记者，在中国，“办案”是件苦差事。如果把“法官”比喻成一个医生，那这个医生既要会做大型手术，还要干一些护士的活儿，又要充当麻醉师、手术缝合医师、配药师等。
他记得自己当年在法院工作时，一年平均要办300多个案子。除了庭审，还要负责调查、交换证据、找人谈话等一系列工作，“大量的精力花在了办案之外”。干了3年，他转到了法院研究室工作。没多久，就辞职了，“这不是我想象中应该有的法官生活”。
“你随便去问一个一线办案的正科级小法官，如果让他去机关党委甚至工会工作，但可以提个副处级，我想他一定会去。”游伟认为，这种体制，遏制了一部分优秀青年办案法官的专业成长和职业化发展。
既得利益者能否给自己“削权”，考验改革智慧
王福华的经历，代表了一部分从法院离职的青年法官的想法。而此次上海的“精英化”司改方案，让他们中的不少人嗅到了希望。
一片叫好声下，退休13年的老法官罗卫平，也接到了一些昔日同事打来的电话。年轻的审判长们向老师表达担忧——那些在后勤部门、机关党委、办公室等部门长期工作的“高级法官”们能不能“让贤”？进入33%所谓“精英法官”队伍的，会不会还是那些既得利益者？
罗卫平对于上海率先进行司改举双手拥护，但对此方案的后续“执行问题”，他仍在观望。
“如果‘谁进33%’的问题处理不好，可能会导致一批优秀青年法官离职，这就要考验改革智慧了。”他说。
而要解决上述担忧，司法系统的“去行政化”，也许是釜底抽薪之策。
过去在法院系统，脱离“办案”苦海、拿到“行政领导级别”稳赚不赔。新政出台后，或将有一部分人不得不面临“做官，还是做法官”“二选一”的抉择，但新政并未明确提及，是否允许“双岗位”同时并存。这令游伟感到司法系统的“去行政化”任重道远，也让一些公众“浮想联翩”。
“让既得利益者自己给自己改革，确实挺难。”游伟告诉记者，在这一“革自己命”的“上海改革方案”中，还有一个颇为重要的问题缺失了。“方案缺了一条‘无法定事由、未经法定程序，不得将法官、检察官调离审判、检察岗位’。”他认为，这是对法官的最根本“职业保障”之一，能保证法官、检察官在办案时“不怕得罪人”、“只服从法律”。
罗卫平坦承，对法官而言，自己所办的20个案子里，出现一个受到“行政干预”的案子，很多法官就会“受不了”。“过去‘行政干预司法’问题，令很多法官感到沮丧。”他认为，方案出台后，这样的日子或将一去不复返。
“假设一个案子，院领导或者上级来打招呼、批条子，你究竟该如何选择？”游伟说，如果不把领导们“调人”的权力限制住，独立审判权就无从谈起，“你判的领导不满意，或许就有可能被调到二线部门去，这怎么能保证法官坚持只服从法律呢？”
但问题是，领导们都已经习惯过去的工作方法，他们能那么积极地给自己“削权”吗？
“方案是出来了，但在操作上，难度不小。”罗卫平认为，未来两三年内，同级行政机关可能还是会对法院办案有一定的制约，“具体操作有一个过程，没那么简单，且看未来方案如何落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