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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不久结束的纪念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首演50周年全国巡演中，中央芭蕾舞团（以下简称“中芭”）的舞者们收获了热烈的掌声。舞台的光环之外，他们在现实中遭遇的困境，却大多不为人所知。
离开舞台，深造转行路难行
中芭位于北京市太平街3号，周围遍布着低矮的商铺和老式的居民楼，中芭演员们就是在这进行着日复一日的高强度训练。芭蕾舞演员训练难度大、成材率低、舞台生命短。以中芭为例，其演员大多在10岁左右学习芭蕾，经过7年的芭蕾专业系统训练后，过关斩将，考入中芭,但通常到35岁左右，就面临退役。
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了中芭首席主演张剑。她是一位70后，依然保持着极佳的舞台状态。但她担忧：“我希望退役后去高校教芭蕾舞，把我的舞台经验传下去。但现实让我很难实现这个愿望。”
现在高校招教师，对学历要求较高，但中芭演员基本毕业于舞校，拿的是中专文凭，所以即便是知名舞者，退役后想进高校执教也是极难。张剑直言，一流的芭蕾人才，大多会把黄金岁月献给舞台，如今再想考学位，已不太现实。“这就形成一个矛盾：考相关硕博，毕业后进高校教芭蕾的，大多不是一流舞者；一流的芭蕾演员，反而因文凭门槛而难进高校，舞蹈经验白白流失。”
文化部艺术司副巡视员、音乐舞蹈杂技处处长翟桂梅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相关部门曾尝试创新机制，让中芭和北京舞蹈学院等教育机构“联姻”，演员退役后直接去当教师，但这一设想并未实现。翟桂梅说：“中芭的国家一级演员，退役后如果去北京舞蹈学院等院校授课，必须通过教育部的相关认证，还要取得一系列上岗资格，难度很大，在评职称时也会被区别对待，成为事实上的‘二等公民’。这是非常不合理、一直未被解决的问题。”
日前，《红色娘子军》赴山东潍坊演出时，中国青年报记者在后台见到了部分群舞演员。他们称自己训练的强度和伤病都不亚于运动员，“运动员拿个奖牌，国家可能还有激励政策，比如适当降低文化课门槛，让其进入高校深造；但我们就算从群舞跳到领舞、主演，在国际上拿奖为国争光，也没有类似的优惠”。
教育部体艺卫司副司长刘培俊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在未来的高等教育招生中，高校将拥有越来越大的自主权，具有特殊才能的突出人才被破格录取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大。”但他同时说，制度完善肯定需要时间，眼下芭蕾舞者们的当务之急，是“通过成人教育、自学高考、远程网络渠道等方式，获得职业生涯的持续发展”。刘培俊还建议：“退役的芭蕾演员，其实比较适合在文化创意相关领域发展。”
但这一设想，对于中芭演员们而言还显得遥远。《红色娘子军》“洪常青”第五代扮演者之一李科说：“退役以后，多数人还是想去当老师。”“琼花”一角的第五代扮演者鲁娜则说：“很多人以为我挣得特别多，其实平均算下来，一个月只拿几千块钱。团里的演员，许多人退役后去教小朋友们跳舞。”
中央芭蕾舞团副团长王勇才说：“文化体制改革正在不断深化，如果我们对演员大包大揽，都留在团里吃大锅饭，那就是走了改革的回头路；在现有条件下，中芭没有能力负担和解决演员们退役后的出路问题，只能绞尽脑汁从其他方面支持演员。” 他透露，从2010年起，中芭每年都会开设“芭蕾创意工作坊”，培养演员向芭蕾舞编导的方向发展，为其退役后的人生拓宽出路；目前，中芭还在筹办自己的附属学校，将来可吸收退役演员担任教师。
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待遇偏低、人才外流
目前，中芭实行“全员聘任制”。中芭团长冯英是“琼花”一角的第三代扮演者，回忆年轻时的舞蹈生涯，她说：“过去国家对芭蕾舞演员‘养到老’，在那种体制下，我一门心思跳舞就行，现实的问题不用想；但现在，年轻的舞蹈演员会有后顾之忧。”
据翟桂梅介绍，国家院团既要体现民族特色和国家水准，又需逐步培育市场。如中芭、中国国家交响乐团等，文化部对其实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模式。以中芭为例，在国家继续加大财政支持的同时，几年前就在内部实行年薪制、岗位绩效工资等。“目前，包括中芭等在内的文化部直属院团，除中国东方演艺集团已经转企之外，其余八家院团均保留事业单位性质，且都在进行内部机制改革。”
在种种改革措施之中，翟桂梅尤为看重的是院团职工的“年薪制”。中芭的年薪制已实施多年，首席主演的年薪在20万元左右。在翟桂梅看来，随着生活水平提高，这还远远不够。“目前全国的芭蕾舞演员也不过300多人，能进入中芭的都是很优秀的，能成为主演的更是凤毛麟角。对这些尖端的人才，国家应该拿出合理的待遇，否则让艺术工作者太伤心了。”
现任中芭党委书记王才军说：“以香港芭蕾舞团为例，他们演员的工资水平就是我们的好几倍。”很多世界知名的芭蕾舞团会开出优厚的条件在全球范围内“挖人”，中芭自然也在被挖目标之列。演员跳槽，变得愈发常见。“你不能拦，也拦不住”。
为了解决团内员工“吃饭”的问题，中芭也在承接商业演出。目前全年演出在150场左右，其中商业演出约为100场。“不仅创作时间不够，对演员的艺术寿命也是过度损耗。”冯英最大的希望，就是中芭能“在待遇上留人，在艺术上留人，在团里以情感留人”，让演员们在尽情舞蹈、展示才华的同时，把钱挣够，退役后也能衣食无忧。
“理想状态是，在院团内让一批人走市场，再拿出一批人踏下心来搞创作，诞生更多像《红色娘子军》、《白毛女》那样扎根老百姓心中的作品。”翟桂梅说，“我相信我们的芭蕾演员都是爱国的，觉悟也很高。如果在国内获得较好的生活待遇——哪怕达到国外同行的中等水平，他们也愿意留下来。”
社会赞助空白呼唤政策填补
王才军说：“国内的艺术院团，都是财政差额补贴单位。就中芭而言，国家的支持力度逐年增大，但总体来看，基本经费偏低，主要是靠项目拨款，资金上的不确定因素较大。”
对此，文化部财务司预算财务处处长燕东升向中国青年报记者表示：“目前，国家对中芭的资金支持包括几大项目：创作经费、海外推广、公益性场次补贴、日常维修等，这些数目每年都会变化。不过随着国家对文化产业的日益重视，去年总共拨款已达到8000余万元，比前年翻了近一番。”他同时坦言，由于芭蕾创作、演出等各项成本高昂，8000余万元的数字离中芭的理想支出规模仍有一定距离。
翟桂梅也提到，去年财政部、文化部组织过对国家几大艺术院团的调研，未来的支持额度会不断增加。以中芭为例，去年一年，国家在创作经费一块便予其2000多万元的支持，这是前所未有的。
但把中芭“盘活”，不可能仅靠国家拨款。翟桂梅认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一个特征是政府主导、多元参与，而企业赞助制度是艺术院团成功发展所不可或缺的。“国外演艺团体，特别是像芭蕾舞、交响乐这些高雅艺术，经费构成基本上是‘1/3格局’，就是政府拨款占1/3，社会赞助占1/3，票房收入占1/3。我国现在是以政府投入为主，票房收入还比较低，而社会赞助这部分更是基本没有。”
“社会赞助”的空白，正是王才军最为忧心的。他说：“国外有成熟的企业扶持院团的资助政策，企业直接赞助艺术院团后，往往可以享受税收优惠。”而在国内，根据王才军介绍，事业单位分为公益性、经营性两类，只有公益性单位才能被列入社会资助减免税的范围，即，企业向公益性单位提供赞助，则企业享受减免税待遇。但中芭并非国家认可的公益性单位。
对这种划分方式，翟桂梅觉得不科学。“国家一些有关部门，不甚了解文艺单位的生存现状。艺术作品天然带有公益和商业的双重属性。为了培育市场，中芭的商演大多实行低票价，各项成本也较高，商演并不能满足它生存发展的需要。事实上，世界上没有一个芭蕾舞团是盈利的。所以，对艺术院团不应只做‘公益性或经营性’的区分，而应该做‘营利性或非营利性’的区分，以此作为社会资助方是否享受减免税的标准。”
翟桂梅说：“以美国为例，企业如果赞助纽约交响乐团等艺术院团，每年能享受最高达20%的减税。这大大刺激了企业支持艺术团体的积极性。我们不能要求企业家都有艺术情怀、社会责任，国家一定要有激励政策，企业才愿意掏钱赞助。”
翟桂梅还透露，文化部财务司曾经与国家税务部门做过企业赞助艺术院团减免税政策的沟通，可惜“没能取得进展”。
对于国家在企业赞助艺术团体减免税方面的政策变动，燕东升的看法则较为谨慎：“税收减免的变动，要报国务院批。我个人认为，这方面政策在短时期内不可能有太大改变。但国家的支持肯定是逐年加大的。”
王才军说：“我们算过一笔账，如果国家投入能达到中芭支出的66%左右，我们的运转就比较自如了。”
翟桂梅表示，早在2012年，文化部制定了《关于扶持发展歌剧、交响乐、芭蕾舞、民族音乐的阶段性意见》，直陈包括中芭等在内的国家院团的困境，并详细提出了完善政府扶持方式、重视特殊艺术人才的培养和保障、拓宽社会资金来源等方面的具体意见。但一晃几年过去了，问题的解决仍没有实质性进展。
本报记者 蔡梦吟 蒋肖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