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缩小
全文复制
不能忍受的黑暗
一个清晨，在长绳牵引下，12名被丝带蒙住眼睛的男女，步步蹭着地板，摸索着走进北京鼓楼旁四合院内挂着“心目影院”牌子的一间小屋内。他们人生中第一次，在黑暗中无助地坐下，准备“看”电影。他们是北京市委党校某局级进修班的学员。前段时间，他们来到北京红丹丹视障文化服务中心（以下简称“红丹丹”）专为盲人开设的“心目影院”，学习志愿组织在社会建设治理中所发挥的作用。
“戴眼罩，你们能戴一年吗？不行。如果只戴三天呢？”“心目影院”创始人王伟力站在一台29英寸的电视机前，向面前的厅局级干部们问道。屋子里鸦雀无声。
王伟力对着电视使劲摁了下遥控器，电影开始了。屏幕上，两只“恋爱”中的蜗牛在月光下越爬越近。这是法国纪录片《微观世界》中的片段。“它们用触角轻轻试探着对方，然后一点一点地拥抱在一起，热烈地吻着……” 王伟力动情地配以解说。这是“视觉讲述”的一种：通过生动的语言描述电影中的画面信息，来弥补视觉的缺失，从而让盲人用心灵和耳朵欣赏电影。这样的讲述，王伟力已坚持10年。
2003年，王伟力的妻子郑晓洁成立了旨在服务盲人的红丹丹教育文化交流中心（即，红丹丹视障文化服务中心的前身）。2004年盛夏的一天，一位盲人到王伟力夫妇家做客，正巧家里在放电影，王伟力就把画面的内容讲给他听。讲完后，沉浸在电影中的朋友沉默了数秒，然后一下子站起来，抱住王伟力激动地转了两圈，说：“我从来没有得到过这样的享受。太幸福了，谢谢你。”
王伟力惊讶地沉默了——欣赏电影，于常人而言再普通不过。于盲人而言却是奢望，是不敢想的幸福。自己是不是应该做点什么？很快，王伟力就在“红丹丹”办公地点增加了一间放映室，取名“心目影院”。他放下了手里的生意，全心投入其中。截至目前，小小的“心目影院”已吸引了超过1.3万名盲人前来“观影”，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
此次，是北京市委党校某期局级进修班的部分学员前来体验、学习——假如给我三天黑暗，我希望得到怎样的帮助？蒙着双眼的官员们安静地聆听着王伟力对电影的讲述。世界变得黑暗而空旷，无边无际。耳朵则前所未有地敏锐起来。
待讲述结束，解开丝带眼罩，官员们下意识地舒了口气。事实上，“假如给我三天黑暗”只是“红丹丹”的活动口号。所有参加者中，迄今最长的“黑暗坚持”记录不过半天。除了盲人，没有人能够一直忍受黑暗。
“做点好事就是学雷锋了？”
一位官员感叹：“从弱势群体的生活质量，可以看出一个社会的质量。”王伟力告诉他，“刚开始办‘心目影院’的时候，屋子的大门必须敞开通风，因为盲人身上的味道特别大，他们平时洗澡不方便，也很少与外界交往。”
另一位官员说：“现在我们对盲人的服务的确不够专业、常态、接地气。看那些绕来绕去的盲道就知道了。”王伟力认为：“盲人是一面镜子，映照出的是明眼人和社会心态的‘盲’。”他觉得在助盲领域，可干的、未干的太多了。但是谁知道？谁看到？谁在做？他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除去每周给盲人讲述电影，王伟力还带领着团队制作了大量电影录音剪辑，供盲人欣赏。此外，还不定期地组织针对盲人的“触摸展览”，带领他们参与社会活动。一次展览中，一位盲人老者抚摸着蒸汽机车的模型就是不撒手，“我从小住在铁路边，是听着火车的声音长大的，我今天可知道火车长什么样了！”
年过六旬的盲人富春力至今清楚记得第一次来到“心目影院”的场景。“2007年12月的一天，大伟（盲人对王伟力的昵称）给我们讲了电影《东京审判》，他讲得特别棒！从那以后我每周都来。”家住北京东大桥的他要摸索着倒几趟公交车才能到“心目影院”，但他却风雨无阻，因为“大伟是真的把盲人当成自己人”。
富春力的哥们儿、家住对外经贸大学的盲人郑秋明也把“红丹丹”当成自己的家。他心满意足地对记者比画着，“大伟带我去过几次长城。去年9月组织我们去了一趟北戴河。”
有官员赞扬王伟力：“你这是学雷锋！”
王伟力不喜欢别人把自己同那些所谓的“学雷锋”者混为一谈。“每年定期做点好事就叫学雷锋了？那叫学形式。毛主席那个年代没有社会责任一说，雷锋就是一个有社会责任的、懂得感恩的人。真要学雷锋，就学学他的社会责任感吧。”
社会责任感如何建立？王伟力认为，助盲事业其实最缺的不是钱，缺的是正确的价值观和文化生态。在他看来，现代社会对于“理性公益”的认识还停留在“献爱心”的层面上，而公益的专业性却鲜被提及。“什么叫不专业，比方说，你把盲道修得再漂亮，被占用了就等于没修。公益的专业性就体现在社会各界为弱势群体提供的服务和机会上。”
道德滑坡时代，“盲”的不仅是盲人
事实上，恰恰是这点让王伟力心存担忧。“现在很多机构都在利用所谓‘盲人视角’牟利，一边‘做公益’一边践踏公益。”
他举了个例子：某家出版社推出一系列“盲人摄影”、“盲人绘画”丛书，以“盲人”为噱头吸睛吸金，赚得盆满钵满。“但仔细一看，这些盲人作者没有一个全盲，都是视力障碍者而已。”王伟力很气愤，“你说盲人怎么摄影？怎么对焦？怎么画画？这不胡扯吗？”
王伟力觉得，国家应该对文化助盲机构设立严格的准入门槛和监督机制。他和妻子郑晓洁就遇到过值得警惕的案例：曾经有个英国人打着国际助盲的名义找到他们，说可以为其大笔捐钱、共建活动，条件是“暴露一些阴暗面”。被郑晓洁臭骂一顿、严辞拒绝后，这名英国人灰溜溜地走了。“但是不是每个助盲机构都能经受考验呢？”王伟力说。
他深感在道德滑坡的时代，“盲”的不仅是盲人。盲人也好，健全人也好，都需要正确价值观的引导，都需要坚守底线。“助盲事业最需要讲道德底线，但是恰恰一些人丧失了道德底线。” 王伟力说。
一名北京市委党校的学员对王伟力说：“助盲是一个长期的事业，你们应该得到长期的支持。”王伟力期盼着这一天早日到来。
前段时间，中国残联副主席王新宪到“心目影院”考察并提出，“残联将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形式，进一步加强对助残社会组织的支持力度，以更好地为残疾人提供服务，提升残疾人的生活质量。”
对王伟力来说，该做的还要做下去。在现有工作的基础上，他努力拓展新的助盲领域。不久前，北京市首支盲人出行应急救援队——红丹丹救援队正式诞生，20名志愿队员将承担起全市盲人紧急救援的服务。王伟力表示：“遇到突发灾害、事件，盲人很难自救逃生。我希望全社会都能对盲人多些关注、帮助——如果全社会对盲人‘视而不见’，那不也是一种‘盲’么？”
本报记者 蔡梦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