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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的田家炳中学，很难有人能说清，每周多出来的那一节“成长课”究竟有些什么作用——是学生成绩提高了？还是学生性格变好了？亦或是学生早恋现象消除了？这些问题很难用明确的数据表现出来。
但在这样的情况下，这所学校仍然坚持在预备班（即六年级，记者注）、初一、初二3个年级引入NGO组织开设的“成长课”，迄今已有3年。
中国青年报记者了解到，类似的“成长课”在苏州、常州、扬州等地的田家炳中学也已开设，均为每周一节。6月，全国150多所田家炳中学的校长、教师齐聚上海，在实际作用“说不清”的情况下，他们开始讨论，这样的“成长课”是否值得在更大范围内推广。
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青少年正面成长问题专家韩晓燕是这门“成长课”的主要推动者，这门课在她口中的专业术语叫做“青少年正面成长计划”，该计划起源于香港的“成长的天空计划”，华师大团队是该计划在中国内地的“代理人”。
与普通德育课、心理课有专职授课老师不同，“成长课”的授课老师来自“四面八方”。他们有的是本校语数外主课老师，有的是生物课老师，还有的是体育课老师，甚至校领导也“兼职”上课。
韩晓燕团队选择老师的唯一标准是——对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有兴趣，“只要他有兴趣，愿意抽出时间来帮助孩子，都可以”。
每周四早上8点，是上海田家炳中学的“成长课”老师集体备课时间。这群各有主业教学任务的老师们围坐在摆满了五颜六色桌椅的“成长课”专用教室里，开始依据专门教材研究“下一周怎么上课”。
这间“教室”位于学校图书馆的一楼，与其称为“教室”，倒不如说是一个开放式的“书吧”，或者更像是早教中心的一间活动屋。色彩斑斓，气氛宽松。谈到激动时，老师们有时会爬上桌子扮演学生，有时会互相争论，还有的时候会因为问题棘手谁也不说话。
再来看看“成长课”的课堂，这恐怕是全上海唯一一种由两名老师配合来上课的课程。一名老师被称作“成长导师”，一名NGO的志愿者被称作“小组导师”。前者负责上课，后者负责记录上课流程、评价课程实施、对学生表现进行计分、维持课堂秩序、摄影摄像，有需要的话，“小组导师”还要干些诸如角色扮演这样的技术活儿。
课堂上讨论的话题则颇具“社会属性”——是不是要给一名饱受疾病折磨的老人实施安乐死？与父母意见不合时你一般会采取什么方式表达？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你 可以变成一个富翁？给你500元让你一个人去异地生存，你会怎么办？
活泼的课堂背后，对教师如何评价学生表现也提出了挑战。李卉是一名高中英语老师，同时也兼任初中“成长课”老师。每次从高中英语课切换到“成长课”频道，她总是不太习惯，“原来的课堂评价就是看学生们发言是不是积极，发言内容是不是有深度、是否深刻；现在不对了，更多关注学生发言的广度”。
李卉说，她其实在和学生一起学习怎么上“成长课”。懂得“成长课程”对教师的一个好处是，他会将在“成长课”中感受到的素质教育理念潜移默化地转移到自己所教的主课上去。
上海田家炳中学校长王曙刚刚上任不久，在听过一次“成长课”后，他便作出了坚持每周一节“成长课”的决定，“这种课，比传统的德育课好太多了。至少教会了学生积极思考”。
王曙说，传统的德育课以“过多的说教、过强的统一标准、过分的灌输”为主要特点，而这些特点直接导致了学生对德育课产生厌倦感，“没有针对性、时效性，听了一堆理论，学生遇到问题还是不知道如何处理”。
有些时候，即使知道某一门课程很不错，校长们也不会轻易引入，因为可能会因此耽误了中学生的主业——学习、考试。但王曙对此只是轻描淡说了一句，“一周40节课，拿出一节来，不算什么吧？”
记者了解到，上海田家炳中学学生的学习成绩在闸北区位列前两名，而这所学校从校长、党支部书记到一线教师，几乎都没把“成长课”同学生成绩的优劣联系起来。
校党支部书记庞丽娟告诉记者，这门课的引入只是想提升一下学生在校的“幸福指数”，“仅此而已”。
“青少年正面成长计划”发起人韩晓燕告诉记者，“成长课”或在无意间已提高了学生的学习成绩。在最先试验“成长课”的上海市梅陇中学，4个试验班的学生经过3年训练后，中考成绩较前几年的毕业生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该校校长在试点结束后，专门拿出两个教师编制，聘请了两名专业心理咨询师入驻学校。
本报记者 王烨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