桌上摆着颜色各异的标尺,书架里插着不少机械制图类的手册。张兴拿着一把尺子量来量去,笔下不差分毫。他不是画图纸的工程师,而是一个“画画的”。
他打开电脑屏幕,浏览器里挤着42个正在使用的标签,里面堆满了关于领章、肩章、部队历史背景的资料。“最近在画西班牙内战。”张兴指了指标签栏,“这算是少的了。”
电脑的一份资料盘里,存着他近几年来收集的64G、1900多个文件夹的资料。
他曾给果壳阅读制作绘本《用两万年修好路》,一位编辑近乎无奈地评价他:“该名插画师有着变态级别的死宅高精钻精神,一个画面出现几百个小人儿来说明问题那是家常便饭。”
张兴追求的精确,是要从车的轱辘到马的种类,全部考证一遍,一条也不放过。这个从留学法国时养成的习惯保留到今天,“我现在想画点娱乐性的东西,我发现我画不出来,就是想把这东西搞清楚”。
今年30岁的张兴是人大附中的一名初中美术教师,被学生粉丝团捧上贴吧的他,在教师圈里显得有点“与众不同”:不给学生设计考试,对评定职称不感兴趣,一谈到“伟大的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就立刻眉毛一皱、撇嘴摇头。
他钟爱的事情只有一件:画画儿。
他拒绝称自己为艺术家,他甚至“讨厌这个称呼”;他说自己就是个“画画儿的”,他把画画儿当作一种工作之外的纯粹技艺——这种技艺带来的愉悦有时远胜于“人民教师”的工作。
“有时候画得起劲儿,我就通宵。”张兴略显自豪。说这话的时候,他正坐在双层床的梯凳上,手里握着一只400毫升的量杯——他平常用这个喝水。
在每学期带20个班、1000余人,每周20节课的工作状态下,张兴最愉快的事依然是下班以后,钻进由双层床下层改造的“工作间”,在各种标尺、资料、酒精马克笔,以及架子上4个骷髅头骨的环绕中,铺开一张A3画纸,勾勒他的图画世界。
但无论是多少张A3画纸拼出的画幅,画上穿着各种制服的主角永远都只有3.5厘米高——这个后来被称作“制服小人”的系列作品,是张兴高中上课无聊之时,在课本夹缝里创造出的成果。等挪到画纸上,一大堆分排密布、姿态各异的小人让张兴妈妈看了直着急:“你不能抡开了画啊?”
然而,这些“抡不开”的小人,在张兴笔下会细致到——每一个肩章的形状、每一件制服的条纹,甚至每一款武器的型号,全都有据可依。
“真实发生的要比自己想象的有意思。”张兴说。
正在制作的西班牙内战系列图,为了把历史人物弗朗哥的故事画得准确,他翻出弗朗哥父母的照片对着画;内战时期不同阶段军服的细微变化,他一一找到专门保存;要画出坦克的真实形态,他特地买了模型来研究。对历史考据与精确度的热衷,有时会让人忘记他其实“只是个画画儿的”。
钻图书馆、钻资料室,从法国的汉学研究所一路跑到中国国家图书馆,现在他终于找到窍门,就是“先问研究的专家”。中文资料不全的,就翻腾外文资料,遇到语言不全懂的,就把图片下面的单词照抄下来。“我是看图,不看句子。”张兴说,等看到图文再出现的时候,就再抄下来“互相对照”。
当然,偶尔也有“便利”的时候,就是把研究西班牙语的妻子拉过来帮忙:“有现成的翻译干嘛不用啊!”张兴嘿嘿地笑,仿佛捡了大便宜。坐在一边的妻子娇嗔地白了他一眼。
但是,他确实“只是画画儿的”。他不接受艺术家借艺术“表达自己思想”的做法,即便画里有大量历史,他仍然只专注于制服和每个小人的形态。“从来不画故事情节,”他说,“情节里有立场”。他把图像当作历史的表达方式,“像年表一样一目了然”,而画画儿的人却要从历史里淡出。
一次在巴黎市政厅外写生,因为担心离身去上厕所会没人帮忙看着画儿,张兴硬是没吃没喝画了一整天。他像一个严谨的工科生一样,按每个小人儿3.5厘米的比例在纸上严格复原了巴黎市政厅的全貌——包括壁柱上大大小小的雕塑。
但在他眼里,精确只是方式,而不是目的,他遵守“历史的精确”,却又忍不住要“游戏历史”。
这些雕塑,全然没有了神圣与庄严的模样——他们肉嘟嘟地眯着眼睛,半嘲半讽又似乎面无表情地看着这个世界。
张兴说,他就是要用“荒诞”的手法把看到的“准确、真实、中立地呈现出来”。
实习生 周菁